本报记者习少颖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

区位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刚过农历新年，武汉人就得到一个惊喜：联合国发表的一份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将武汉列入“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且在其中排位第六。

这一评价让人想起今年1月14日，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发表的对全国24个城市竞争力的点评文章，其中武汉亦被评价为“综合区位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武汉何以会被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倪鹏飞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我们设计两套方案计88个具体指标，并将其凝聚成城市竞争力的13个软硬指标，采用模糊曲线分析法进行计量，得出此结论。”其硬指标包括人才、资本、科技、结构、基础设施、区位、聚集力、环境竞争力，软指标包括秩序、文化、制度、管理、开放竞争力。

他说，就上述13个软硬指标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发现，武汉人才、资本竞争力较强，资本实力、金融控制能力优势较突出，综合区位、自然与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城市聚集力较强，经济规模大，综合实力强。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待提高，秩序、文化、制度等软竞争力方面都优势不明显”。

这些优劣势同样清晰地反映在其13个指标的单项排名上。在倪鹏飞评价的24个城市体系中，武汉的区位竞争力排第3，聚集力排第5，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都排第10，环境竞争力排第11，结构竞争力排第12，基础设施排第15，科技竞争力只排到第17。

“武汉面临广阔的内地市场，社会发展水平在中部地区最高，对内地经济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倪鹏飞分析，中国加入WTO，全球市场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外部资源的流动性也增强，这些都为武汉的综合区位优势发挥创造了条件。

他同时强调，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背景下，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的武汉，具备产业对接的能力。这是该市后期发展的潜力所在。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预测———

全球十大超级城市第二位

倪鹏飞的观点，与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武汉的评价十分接近。

1999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武汉投资环境调查后认为，武汉是“区域效应最强的内陆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

同年，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预测，未来20至30年间，淡水资源丰富、腹地市场广阔、科教实力雄厚的武汉，将成为全球十大超级城市。他将武汉排在这十大超级城市中的第二位。

2000年，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研究认为，作为率先参加全球经济化的中国城市之一，武汉将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信息流和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教育中心”。以武汉为核心的武汉经协区，也正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后，我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区。

2001年，东南大学徐康宁教授对全国城市竞争力和发展环境进行分析排名，武汉均居第9位。

这些高度评价与武汉的经济现状，形成了巨大反差。

资料显示，2000年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63元，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11位。同年，该市财政收入仅为上海的1／10；工业前十强销售额之和，仅抵青岛海尔集团一家。

对此，一位长期研究武汉宏观经济的专家认为，麦金利·康韦等学者的评价比较客观，理论与现实也并不矛盾。他说：“区位优势是一种潜在力量。外部体制与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区位优势的发挥效果。他们的评价正是基于一定的背景与条件，对武汉长远发展的一种预测。”

他说，80年代中期，以铁路、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和南粮北煤的物资调配形式，使武汉得以成为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随着沿海城市率先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武汉迅速由中心滑落到边缘，区位优势的作用也不再明显。

武汉市经协委的陈嘉黎处长分析，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梯度推进到内地，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武汉才站到了联通东中西部的最前沿，站到了作为全球市场一部分的中国市场的中心。

“在这场城市间的竞争中，人才、技术是武汉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尽管这一优势还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陈嘉黎认为，在校的10多万大学生和科研人员，正在建设中的“光谷”，无疑增强了武汉的吸引力。

据统计，武汉“光谷”筹建一年来，已吸引投资总额近100亿元。2001年武汉光电子产业实现产值201亿元，同比增长34％。

“市区初步形成的立体、多功能、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强化了武汉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竞争力。”该市交委主任黄蔚堂介绍，近5年来，该市在长江上架起了长江二桥、白沙洲大桥、军山大桥，完成了汉宜、武黄、岱黄等12条辐射四周的高速、高等级出口公路，每周有460个航班飞往国内60多个大中城市。特别是国家级大动脉京珠、沪蓉高速公路在汉交汇，使武汉只用10小时就可到达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是武汉独有的优势。”

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科教授———

“软肋”制约武汉发展

在一片乐观的赞誉声中，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科教授冷静指出，武汉淡水资源全国第一，生产成本低廉，科技人才丰富，但这些优势都是潜在的。如果缺乏周边城市群的支撑，缺乏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或许永远是潜在的。

仔细分析倪鹏飞博士的点评也会发现，武汉城市竞争力中的管理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等软指标排位明显靠后。倪鹏飞也表示，“软环境不好，是武汉区位优势突出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在倪鹏飞的理论中，文化竞争力表现为城市非正式的劳动态度、竞争意识、创新心理、交往操守等。其中，交往操守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最大。

“这在武汉集中表现为诚信问题。”市政协委员程明刚指出，人民银行2000年调查发现，湖北是全国逃废债企业最多、逃废债绝对额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使各金融机构纷纷将湖北、武汉划入高风险“黑名单”。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信息部总经理朱正勇认为，“信用危机已成为武汉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企业逃废债、不守信用，严重破坏了湖北和武汉的信用形象，直接导致新投资减少，老投资不能重组。而投资不足，武汉的区位优势就无从谈起。

众多学者就此提出，在政府建立个人、企业信用征信系统，从制度上解决诚信问题的同时，还要重新培养公民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只有建立了法制、合作、诚信的社会环境，武汉潜在的区位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是武汉经济发展的第二“软肋”。在倪鹏飞的城市竞争力分析中，政府职能属于管理竞争力指标。它包括城市政府和城市企业两个层面上的战略、规划、组织、协调等状况，主要表现为政府形象、办事效率、执法力度、廉洁程度等。

一位台资企业董事长说，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有多年，但武汉市政府一些部门的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仍然较差。一些部门公务员僵化地按条文办事，只告诉投资者什么不能做；而在深圳，政府官员会首先问投资者想怎么办，然后告诉怎么才能办成。“这是内地与沿海政府最大的差别，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与政府的沟通效果，影响外商的投资效率。”

科技竞争力弱，是武汉城市竞争力的“软肋”之三。现实情况表明，虽然当地的科技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科技体制改革落后，致使武汉不仅少有大型高科技企业形成，少有大型研发中心落户，而且85％的在校“可塑”人才流向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