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家厚 曾祥惠 吴华清

图为朱宪国(左三)在冶钢生产现场向俞正声(左二)汇报工作。
本报通讯员肖文应摄
在冶钢办公楼旁的小院里,矗立着大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半身铜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常来到铜像前沉思。他就是冶钢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宪国。
1890年,张之洞在大冶兴办铁矿、在汉阳兴办钢厂,中国民族钢铁工业由此发端。
1958年,毛泽东主席到冶钢视察,发出“办大办好”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几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把冶钢作为企业改革的试点,为冶钢的解困出谋划策。
“我们没有理由不振兴冶钢。否则,我们将愧对冶钢发展史上的先贤和各级领导。”这是朱宪国无数次凝视张之洞铜像,心底涌动的一个坚定信念。
今天,在朱宪国的带领下,冶钢开始步出困境,显现充满希望的前景。
一个敢于改革的人
那是2000年4月,东钢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朱宪国临危受命,入主陷入困境的中国特钢骨干企业之一的冶钢。省委领导同他谈话时,特别交待,经协商脱离太钢的东钢并入冶钢,由他一肩挑两头。担子加重了,他没有推卸:“我将竭尽全力,努力工作。”
身在东钢,朱宪国对同处黄石的冶钢早有关注。近几年,这个曾在中国民族工业史上写下重要一页的百年老厂,步履维艰,难以为继。他曾为之扼腕叹惜。
行李在办公室里还没有解开,朱宪国即在办公桌上展开冶钢的统计报表。他看到,冶钢现状与当初东钢有着惊人的相似———人浮于事,入不敷出。1994年以后年年亏损,当时月亏损过了3000万元。他知道,自己面前只有一条路:破釜沉舟,厉行改革。
冶钢前两年也曾减员分流8000多人。朱宪国通过调查分析,认为冶钢改革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公司领导班子会上,有人把此前的改革方案往桌上一丢,说:“再要减人,你来干。”他当即站起来,出语铿锵:“我明白,这是我的职责!”
会后,朱宪国深夜难眠。5年间东钢改革的情形,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浮现。
1995年8月,朱宪国从太原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厂长离任,来到黄石由太钢兼并的东钢担当领导。诺大厂区,只有一座高炉尚在冒烟,车间野草丛生,许多设备锈迹斑斑。他要办公室核实的有关情况,更令他揪心:这个1958年建成的省内地方钢铁骨干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负债率高达98%,月均亏损400多万元。
在太钢,朱宪国是个敢于改革的角色,哪里出现困难,组织上便派他哪里去。经他努力,3个生产经营困难的二级单位,先后焕发生机。东钢的困境,激起他奋力拼搏改变面貌的强烈愿望。
很快,朱宪国蹲到现场,直接调度,运用太钢和黄石分别向东钢投放的解困资金,启动了企业生产。4个月下来,企业月均钢产量增长两倍多,然而,亏损却没有得到遏制。
朱宪国算清了几笔账。他看到,东钢8000多人全捆在钢铁上吃饭———机关部室50多个,工作人员870多人,小车40多台,中层以上干部中的许多人有手机,一年招待费200多万元;企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人平年产钢不到10吨,只有国内钢铁企业同项指标的四分之一。显然,不端掉“大锅饭”,建立人尽其能的机制,企业复苏无望。
随之展开的大幅度减员分流,堪称石破天惊之举,震动东钢内外。有人打电话、写条子,朱宪国一概不理。有人来说情,朱宪国避而不见。有人威胁、有人利诱,朱宪国不为所动。于是,有人竟进行人身攻击,说东钢来了个“疯子”。朱宪国一笑了之。
处在漩涡之中的朱宪国心地坦然,义无反顾。以减人增效为主体的改革在东钢持续进行。通过精简机构、竞争上岗,东钢机关部室减到13个,工作人员减到80人,中层干部减到68人,在岗职工减到3000人。
与此同时,朱宪国直接指挥革除企业弊端:“小车除留5台公用外一律拍卖,所有人员一律停止使用手机,来客一律吃工作餐。”“100多个账号全部取消,几十个小金库全部封存。”
朱宪国顶住压力,把东钢20个辅助单位和后勤服务单位剥离出去,放开放活,安置1000多人重新就业。
渐露生机的机制,为同步展开的技改、管理源源输入活力,东钢变样了:1997年10月停止亏损,1998年盈利325万元,去年实现利税6713万元。
省委、省政府向企业发出学习东钢的号召。东钢成功脱困,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坚定了人们对国企改革的信心,引发了组织上进一步启用朱宪国的决策。
朱宪国在冶钢报到不满一个星期,即拉开冶钢改革序幕。
改革坚持阳光操作。经过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末位淘汰,5名公司领导成员先后离岗,500多名中层干部减到120多人,机关工作人员减到144人,机关处室减到7个。在岗职工,第一次减到1万人,第二次减到9000人,第三次减到6000人,现在减到了5000人。
朱宪国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清理、整顿的规定,指派专人查封40多个单位的银行账号,3天时间收缴小金库资金2000多万元,收缴各单位小车100多辆。公司钢铁研究所不予配合,朱宪国把手一挥,果断决定:“谁违反公司清理、整顿的规定,就严肃查处谁。”
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一些下岗职工堵住冶钢大门,要朱宪国收回成命。朱宪国出现在人们面前,实话实说:“冶钢已亏损数亿。再不改革,就要关门,几万人只有喝西北风。请你们给我时间,先把冶钢救活。”
几个月来,人们曾仔细观察过眼前这个叫朱宪国的人。他总在厂区奔忙,每天除吃饭、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仿佛把自己卖给了企业。人们打量着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朱宪国,听着他发自肺腑的话,先后离开冶钢大门。
减员分流,与随之展开的技术改造、企业管理,成为医治企业沉疴的一剂剂妙药,使年均实际亏损2亿多元的冶钢渐渐刹住亏损势头:2001年,实现减亏54%;今年元至4月,亏损降到170万元;今年全年可望赢利2000万元。
这是一场空前艰巨的拯救国企的扭亏之战!深知冶钢船大难掉头的人们,从朱宪国指挥的改革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一个勇于开拓的人
当今时代,注定要让勇于开拓的朱宪国这样的共产党人挑重担。
两年前,朱宪国来到冶钢主政。上任伊始,他就响亮地提出“三年创建一流特钢企业”的奋斗目标,立志要把冶钢改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层干部见面会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救冶钢,必须坚决围绕效益抓技改。”
人们掂出朱宪国话语里沉甸甸的份量。
10多年来,冶钢一直徘徊于传统炼钢工艺和现代炼钢工艺之间,步履蹒跚。一方面,一、二炼钢厂产出低下的平炉和小电炉炉火不熄,像一只只大口吞噬能源的“老虎”;另一方面,投入数十亿的四炼钢厂、连轧一期工程、170无缝钢管厂,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国际一流设备长期难于达产达效。
“老大难”明摆在那里。过去,技改缺资金,更缺敢挑担子的人。现在,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朱宪国,他要对“老大难”开刀了。
此前,朱宪国在东钢的5年,是坚持技术改造的5年。5年间,东钢还是那几座高炉,还是那几座厂房,年钢产量却一个劲地向上窜,从不足10万吨上升到50多万吨。
从踏进东钢的那一天,朱宪国就以一个“老钢铁”的眼光看东钢。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短腿、虚浮、缺环等致命毛病的钢铁厂,越看心情越沉重。他明白了东钢技术改造的道路必定艰难。
“中午吃的饭,为什么要早上做中午热?中午做饭中午吃不是既省工省时省料又好吃?”朱宪国用通俗的话语解释“铁水热送”———放弃高炉铁水模铸冷却再到电炉化铁炼钢,采用铁水热送直接炼钢,会有可观效益。
“现在要吃饭,不能画饼充饥!”反对者直摇头。
朱宪国针锋相对:“要有饭吃,就得勒紧裤带上。”
几家设计单位报了价,说这个项目没有4000万元下不来。
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朱宪国一面筹措资金,一面跑北京、到上海、去武汉,一家一家设计院联系协商,讨价还价。最后,他相中武汉一家管理环节少、工作效率高的民营设计院,开门见山:“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1600万元打住!”
人家摇头。朱宪国承诺,在项目中占不小份额的厂房基建部分由东钢承担。对方眼睛一亮。由此降低造价后揽下项目似有可能,但不知难度很大的土建项目东钢能不能完成。
此后的情景令这家设计院大开眼界。朱宪国决策,将炼钢厂车间向南延伸,带领职工日以继夜肩挑背扛,移走2000多立方米泥土,挖成一个大坑,放置连铸生产线。其中,朱宪国春节不回太原,用蛇皮袋背走的泥土,有5个多立方米。原定一年的项目工期,奇迹般地缩短为6个月。
高炉铁水在生产线上化为火红的钢坯、轧成高精度的钢材,东钢人几十年的梦想变成现实。
朱宪国把眼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技改项目,抓牢一个,改成一个,构筑了东钢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合理工艺组合:炼钢炉底部添上排泄装置,根除消化不良,吞吐加大加快;高炉煤气综合利用,以气换油,大量节约成本;新上烧结工程,矿石脱胎换骨,高炉产出翻番……
东钢人服气了,说朱宪国是一个技改魔术师,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四五年间吃的是食堂份饭,过的是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额头平添许多皱纹的朱宪国,听到职工的赞扬,所有的苦与累为之一扫。
现在,有了东钢的成功实践,朱宪国艺高人胆大。他果断作出冶钢技改的第一个决策:扒掉一炼钢厂尚在服役的两座平炉。
消息在冶钢人中不胫而走。毛泽东同志当年视察过这些平炉。那张伟人拿着看火镜观察炉膛熊熊燃烧情形的照片,至今仍留存在不少冶钢人的心中。许多冶钢人的心血和汗水都挥洒在这里。
其实,与老旧落后、产出低下同行的这两座平炉,早就该被淘汰出局。朱宪国替“天”行“道”,不解的人们发出声声惋惜。
不久,朱宪国作出第二个决策:建一座380立方米炼铁高炉。
此令一出,有如扔下一颗威力奇大的炸弹,炸开了“锅”。
冶钢内外躁动反对声:“这是上普钢。冶钢生产的是特钢。风马牛不相及!”武汉、北京的主管部门也有人态度明朗:“上这类高炉,没有经济效益。”
朱宪国来到副省长周坚卫的办公室,袒陈心迹,拨开人们障目的一叶:“特钢需要应用普钢铁水,冶钢上这类高炉有可靠的效益。”周坚卫当即表态:“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支持,你把它干好!”
接着,朱宪国作出第三个决策:新建四炼钢厂二号合金钢连铸机生产线。
这本是列入省工业重点改造的项目,此前冶钢因无力投资被迫申请取消。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冶钢只能补摊子,哪能铺摊子?”
紧接着,朱宪国作出第四个决策:新建连轧二期工程。
受“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消极思想影响,不少人惊得张开了嘴巴,说这是“痴人说梦”。
“只有技改才能救冶钢。”朱宪国毫不理睬企业内外的种种非议。他选择了一往无前。
三大工程,齐头并进,急需大量投资。有此前奋力使东钢扭亏为盈的实绩做“介绍信”,朱宪国的融资尽管艰难,但也不断得到社会的认同,投资难题逐一化解。
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的朱宪国,把技改现场当作办公室和宿舍,拍板解决许多棘手问题,参加平整场地、搬运设备、调试机器,没日没夜地干,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人们直咋舌,说他像“铁人”。
就是这个“铁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指挥创出令中国钢铁界惊叹的奇迹:380立方米高炉流出的铁水,流向四炼钢厂大电炉,一月降低成本1000多万元;二号连铸机生产线,产出国内最大规格的合金钢坯;连轧二期工程,提供市场急需的多种产品。
今年4月,国家行业管理部门负责人现场考察后认为,三大工程环环相扣,把冶钢生产工艺提高到国内先进水平。
心忧钢铁的这位负责人,不无担心地询问:“冶钢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
朱宪国回答:“中国钢铁企业需要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需要中国钢铁企业。冶钢必须抓紧技术改造,闯出一条生路。”
目前,在朱宪国的谋划下,冶钢与国外大型企业的技术合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一个善于管理的人
走进冶钢,有许多其他企业不易看到的场景:每个星期一,员工们列队参加升旗仪式,仰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厂区冉冉升起;厂区道路上,机动车、自行车、行人分道行进,井然有序;每个员工,一律身着工作服、别工作卡,进入工作岗位……
在冶钢,一些饶有兴味的变化也在悄悄发生:几十年留下的破旧厂房、宿舍在拆除,一个个花坛、草地在出现,厂区不再有的士、摩托车出没,公司负责人开会、检查工作一律步行或骑自行车,公司原本挤得满满的办公楼关闭了一大半,另一座行政楼拆除后原地建了篮球场……
冶钢还出现好多独特的“没有”:公司领导人没有专车、没有秘书、没有手机、没有招待费支配;公司处室一岗多职,没有公务员、没有打字员、没有清洁工,挂靠在公司办公室的《冶钢报》,没有编辑部……
所有这些,都是朱宪国从东钢“克隆”来的。人们有过不适应,有过不理解甚至激烈的反对。朱宪国身体力行,做在前面。他反复讲明:“这就是企业管理的具体化。”
“召开会议+不落实=0布置工作+不检查=0发现问题+不纠正=0”这组标语,从东钢到冶钢,刷在每一个关键工位。
朱宪国说:“这可不是刷上去当样子的。”一年365天,他督促管理干部早检查、晚督办,雷打不动。
每天早晨6点50分,公司领导兵分数路,到各分厂现场检查生产秩序、工艺装备、产品质量和管理,必须找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7点50分,大家碰头,通报情况,协调排难。
每天下午5点,公司领导和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开会,交流一天督办的结果,再次协调排难。
每天,各分厂、车间负责人的早检查、晚督办同步进行。
没有了层层汇报请示,没有了推诿扯皮;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把管理人员逼到一线,把管理工作实施到一线。
每天,朱宪国都出现在早检查、晚督办的队伍里。冶钢在岗的许多员工,因此认得了他,说得出他着工装时衣领常常歪着的样子,学得出他普通话里的山西腔,复述得出他抓整改一步不让的坚决态度。
从严管理、从严治厂,说一不二,是朱宪国善于管理企业的一面。以情感人,关爱员工,心细如丝,是朱宪国善于管理企业的另一面。
许多个夜晚,朱宪国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在想着,为了企业脱困,一批又一批员工相继下岗,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压太大。作为一企之主,就要千方百计为之减压。
朱宪国反复筹划,尽力让东钢下岗职工各得其所:2693人内部退养;待岗培训的358人,每月领取生活费500元;进入黄石再就业中心的1039人,企业承担的费用按时足额缴纳;提供场地、设备、资金、技术,让137人自谋职业;新上的高炉等项目,重新安置587人就业;剥离辅助单位人员1913人,帮助他们自收自养;利用闲置厂房、设备,兴办第三产业,安置895人。职工代表会上,他表了硬态:“做好这个工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不会有丝毫懈怠。”
在冶钢,下岗职工安置暂时还没有东钢那样自如。“戴着枷锁跳舞”的他,多方奔走,争取让1万名下岗职工进入政府的再就业中心。高炉、连铸、连轧生产线投产后,他亲自把关,在下岗职工中招考录用600多人。每月发工资,先发下岗职工生活费,再发离退休人员工资,再发在职员工工资,最后领工资的是包括朱宪国在内的领导干部。
过去7年,冶钢、东钢未盖一栋职工宿舍。如今,企业经营情况好转起来,朱宪国决定,在3年时间内,冶钢要盖4000套职工宿舍,东钢要建成全市一流的职工生活小区。现在,建设工程已启动。
朱宪国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载职工反映的困难。无论在东钢还是冶钢,每星期一次的职工接待日,朱宪国总要挤时间尽量参加。职工治病、住房、子女就业、再就业等难事,他一一记好,能办的马上办,一时办不了的给个回音。他时时不忘为他人着想,总是勉励大家:“现在是付改革成本的时候。等企业发展了,事情就好办了。”
不多花一分冤枉钱,不少花一分该花的钱。朱宪国理财,也有刚柔两面。
在职、不在职几万人的大企业,每一笔支出都实行预算制、联签制,严格审批,分分必抠,挡住好多糊涂账。
然而,该花的钱他决不吝啬。冶钢去年评出年度先进工作者,他把奖励金额从每人200元改为600元,为冶钢历史所仅见。他拍板拿出240万元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办3个研究生班,让企业近百名骨干在职深造,被同行业誉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大手笔。
朱宪国严于律己,以冰清玉洁般的个人操守,影响着企业干部、职工。
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这是朱宪国从东钢到冶钢7年间的月工资变动线。他坚持不拿高于一线工作人员的工资。1999年,黄石市委、市政府奖励他一台富康轿车。他要企业变卖,将18万元用作企业科技奖励基金。出门办事,他常常搭乘公共汽车。在武汉参加省里的会议,他为了省钱,吃住在企业办事处里。
朱宪国不爱钱、不爱玩、不爱吃喝、不爱混时间、不爱耍滑头。从东钢到冶钢,想混的人怕朱宪国,想干事的人爱朱宪国。
现在,企业里对朱宪国非议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散,理解、信任、支持朱宪国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说,“朱宪国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榜样,是一个真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共产党人,是‘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这发自人们心底的赞誉,朱宪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