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上午，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庆存院士，

获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除此之外，湖北省共有28项成果（通用类）获奖，获奖数量在全国保持前列，其中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两项科技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黄旭华作为湖北地区代表，荣获“敬业奉献类全国道德模范”。总书记看到93岁的黄旭华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总书记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旁。

9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共和国勋章”等荣誉后，此次再获国家级荣誉。

去年，他荣获“共和国勋章”勋章后，楚天都市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并在“大国栋梁”系列报道中进行了报道。

让我们再次回顾这篇报道，致敬他的传奇人生!

弃医学造船科学救国

走进黄旭华的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第一代核潜艇模型，一个深蓝、一个金黄，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这是我一辈子的精力。我看着特别美，特别亲切。”黄旭华说。他小心擦拭着模型，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露出慈祥的笑容。

黄旭华的父母是医生，他儿时的志向也是从医，悬壶济世。然而，日寇的入侵，将他的人生计划全盘打乱。战火纷飞，山河破碎，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黄旭华不得不辗转多地求学。

1941年，不时有日机轰炸。17岁的黄旭华就读的学校位于城郊，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到防空洞中躲避。目睹轰炸过后的惨状，黄旭华心中不解：为什么日本敢这样疯狂侵略中国？

落后就要挨打。为了祖国今后不受欺侮，黄旭华放弃了最初的理想：“我不想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科学救国！”

1945年，海边出生的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续写自己与大海的故事。

隐姓埋名筑强国之路

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

时不我待。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黄旭华被秘密召至北京，成为最早参与我国核潜艇研制的29人之一。

虽然如今功成名就，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选择从事这项工作，就意味着“要当一辈子的无名英雄”。

黄旭华记得，当时组织上找每个人都谈了话，提出几点要求：进入这个领域，注定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不能暴露工作单位、任务，不能与家人联系。

“参加核潜艇工作，就要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说起当年的决定，黄旭华丝毫不后悔。

1957年，黄旭华出差广东时，顺道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对他说：“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黄旭华连声答应。但是这一别，他却“消失”了30年，连父亲去世都没能回家。

如果再次选择，黄旭华说，他还是会选择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哪怕永远隐姓埋名，只要党和人民能够肯定他的工作成果，他就感觉这一生没有虚度。

花甲痴翁从容探龙宫

虽然研制任务已经结束多年，但每当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黄旭华的心中依旧会掀起波澜。

任务已然明确，然而，60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要造核潜艇，谈何容易！真正的核潜艇是什么样，大家都没见过。

没有参考资料，没有外界援助，面对前无古人的难题，黄旭华和同事们从调查研究入手，搜寻有用的信息。

核潜艇工程需要“三驾马车”——堆、艇、弹。大家既分工又合作，三步并作一步，用算盘、计算尺和秤，夜以继日地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成功下水。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

“我和你们一起去。”1988年，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展极限深潜实验时，艇员心理包袱很重，黄旭华的这句话，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勇气。这次实验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核潜艇能否成为“中国佩剑”，但实验的危险性也很高，甚至有可能艇毁人亡。

黄旭华没有考虑这些。他始终镇定自若，专注于各种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成功结束。64岁的他，也成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实验的总设计师。

寄语青年人牢记使命

回顾筚路蓝缕，黄旭华觉得，我国核潜艇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所有科研人员、造船工人、部队官兵的努力结果。“苦战惊天动地事，甘做埋名隐姓人。”黄旭华说。我国开始研制核潜艇时，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且面临着外国的封锁，但在艰苦面前，无人当逃兵，这是研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黄旭华的书柜上放着这样一幅字。这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人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们的精神写照。

黄旭华认为，做科研工作，攻关核心技术，就要有这样的精神。他寄语当代青年，个人的人生观，要与国家命运相结合，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国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年轻人要让国家“强起来”。

湖北28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每年举行一次。2019年度，除黄旭华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外，湖北省共有28项成果（通用类）获奖，获奖数量在全国保持前列，其中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8年度，湖北省共有26项成果（通用类）获奖，表明我省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水平的能力在不断增强，综合科研实力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2019年度湖北的28项获奖成果中，我省主持完成的项目有14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湖北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其中，“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和“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作为公认的科教大省，湖北的科教资源和科研实力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纺织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湖北省测绘工程院等多所高校、科研院所获奖。随着我省近年来推动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武汉唐济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楚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也在此次大会上斩获了奖项。

武汉大学获一等奖项目

开启我国高程基准现代化进程

武汉大学2019年度有3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主持完成的3项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及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李建成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高精度数字高程基准建立的关键技术及其推广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目瞄准国家高程基准现代化和位置服务的重大需求，攻克了 Stokes-Helmert 边值问题严密化及其应用关键技术，形成了精密数字高程基准建立的完整技术体系，并提出了利用数字高程基准实现高程基准维持与测定的新模式，开启了我国高程基准现代化的进程。项目制定了新模式下海拔高测定的标准，研制了我国首个精度优于1分米的陆海统一数字高程基准，率先建立了精度优于3厘米省级和4毫米城市级的区域模型，取得了标志性进展。项目成果推广应用到国土、规划、水利、交通、物探等行业，实现了海拔高的快速精确测定，社会经济效益巨大。

李建成院士

该项目获奖后，李建成院士表示，这是国家对我们科技成果的认可和褒奖，是我们测绘人的骄傲。这项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是我们30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建成说：“30多年前，随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对大地水准面确定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抓住机遇，在老一辈测绘科学家的带领和支持下，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解决了精密大地水准面确定的多项理论和技术难题，并实现了规模化的工程应用，使我国在该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华中科技大学获奖项目

建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华中科技大学在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有7个项目获奖，牵头项目数创历史新高，排名并列全国高校第二。其中，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学校作为第三参与单位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磁场作为诸多科学领域的基本研究工具，强度越高就意味着磁场对物质系统的电子能态改变越大，给科学创新提供更多的机遇。早在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垣就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在生命科学、医学、功能材料和器件等方面的研究进入国际前列，必须建设世界水平的脉冲强磁场装置。

2008年4月25日，强磁场中心正式破土动工，它也是全国第一个落地高校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不到10人的团队经过7年几乎无休假的努力，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于2014年10月成功通过国家验收，结束了我国强磁场下科研长期依赖国外装置的历史。至今已为国内外近百家单位开展科学研究1100余项。

令人骄傲的是，关键核心材料、部件几乎全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国产化。每一个电路设计图都由团队自己绘制，每一个零件都是团队自己安装调试。

磁体是脉冲强磁场装置的核心部分，磁体线圈的研制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只能一次成功。负责手工缠绕线圈的彭涛教授，常常“做梦都在绕磁体”，生怕出一点差错。“那时我们基本每天都在工地上，有的老师整个暑假一天都没休息。”中心主任李亮教授动情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