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胡思勇
●改革30年的最大成果是三大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转型；民营经济与“三资”企业兴起；
●“三大件”意味着经营决策主体发生根本性改变，即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官员决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决策；
●市场经济按市场机理配置资源。市场主体的决策指向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一致，因而市场嬗变掘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我们想阐述这样的逻辑：
30年改革是体制机制双重创新，直接推动了市场主体的深刻嬗变，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带来经济快速增长。
为什么改革前的发展主体只有政府,且经济注定低效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列强先进生产力与中国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种矛盾直观地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即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则以传统工业甚至农业为主。因此,实现工业化,特别是推进重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赶超英美的同义词。重工业几乎在所有赶超型国家中获得了中心战略地位。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这样的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极为丰富且便宜,而资本、技术“双缺口”且昂贵。如果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即根据要素的价格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和采取什么技术,那么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然依赖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和能源、原材料低价政策,低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必然依赖对经济资源的集中计划配置,包括一系列剥夺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如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在这样的体制下,国有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党政机关的附属物,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上级的一切指示和指令,是一个不具备独立性的、按政府计划完成生产任务的“单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办法生产,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销给谁,都由政府机关决定，管理层的任务就是执行。二是“软预算约束”。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全部核销,投资全部由国家无偿提供,并且国家提供的投资资金与企业上缴的利润毫不相关,所以国有企业不存在利润动机,没有亏损压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主体只有政府一个。尽管这种体制也曾有益,但长期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很难掌握每个企业的状况),其经济在宏观面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微观面也由于企业没有竞争压力,激励不足,注定绩效不理想。
所以,改革前的整个生产系统是“懒生性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就是打破计划体制,让市场主体冲破樊篱。
为什么主体嬗变会推动经济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30年的最大成果是“三大件”：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打破人民公社大一统农业,直接催生了“万元户”和乡镇企业的破土成长，最早引入市场机制；二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产权变革推动了企业制度变迁；三是民营经济与“三资”企业的兴起。它们完全从市场中获得发展要素，在竞争中获得发展。作为改革的增量，与乡镇企业一道，加速了中国、湖北的市场化进程。
这“三大件”，意味着经营决策主体的根本性变化，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官员决策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决策转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决策。
市场主体决策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否则就要亏损甚至破产。因此通常情况下，市场主体的决策指向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相一致。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有时不考虑市场需求，不关心利润。所以，一些政府官员挂在口头上的“政治账”、社会账，往往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市场经济是按市场机理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关系的核心是交易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换。主体嬗变的影响是深远的：整个社会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迅速成为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和推动中国、湖北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什么繁荣的经济总是建立在“人人买，人人卖”的基础之上
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国家辛迪迦”，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工厂”里的职员，都按计划生活和工作。而市场经济增加了人们致富的“自致性”因素，每个人都享有创业的权利、发展的机会。
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164％。因此，市场主体的嬗变不仅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是市场主体，而且极大地放大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温州经验可以概括许多条，但重要一条是：温州是“人人当老板”的经济，也就是劳动参与率极高的经济。在温州，传统的“政府一家”发展主体演变为人人都是发展主体。众人拾柴火焰高，长期经济增长自然有了不竭动力。
神农架林区成为世界重要的物种库，原因是它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好的生态。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乔木与灌木、动物与植物、动物与动物、植物与植物等等之间构成了自由、和谐的生物系统。它们彼此创造着对方生存、发展的条件，因而成为众多生物的栖息之所。人人创业就是“人人买，人人卖”，人人都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和需求者。它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生态环境”自然好，企业也就容易生存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动力内生，对市场高度敏感，因而具有抗震性，不断掀起30年中国、湖北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
靠什么催生更多市场主体？
任何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人”一方面要选择价廉物美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要选择适宜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因此，经营环境既包括“经济人”组织生产要素的便利，又包括“经济人”长期生产与发展的条件。二者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综合成本，即商务成本。也可以换句话说，商务成本是市场主体诞生、栖息、发展的条件。
我们常称“一元钱办公司”。它并不是说办公司真的只要注册一美元，而是形象地说明准入门槛之低，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它既让更多的人有了致富的途径，从概率上讲，又可以造就更多创业人才。所以，劳动参与率既是衡量市场化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志，又是创业便利与否的试金石。
生产要素永远都改变不了趋利的本性。区域之间的竞争是综合环境的竞争；环境竞争的核心内容是有利于企业提高盈利水平。我们今天强调体制机制创新，其实质是要进一步改善环境，高度重视交易费用、产权状况、政府服务水平等多方面的变化与走向，及时发现问题加以整改。商务成本低的环境一定会对各类投资者产生“磁吸效应”；而各种市场力量凝聚，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部经济增长的机器，湖北经济也就能展翅飞翔。
计划经济有两个支柱，一是国有企业制度，二是人民公社制。这两个支柱拆除后，计划经济体制就退出历史舞台。国有企业和农民改革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变成经营主体，政府就需要寻找新的角色——服务。这正是省委、省政府强调政府职能改革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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