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聚焦电视问政：问政当戒“技术崇拜”

　　诚然，电话、网络、电视等“问政”新形式丰富了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术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问政”形式也是虚设

　　6月26日,武汉市今年首场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直播现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套塑料膜包裹的消毒餐具。

　　3个月前,杨泽发立下“军令状”,承诺限期整改小餐饮乱象。如今,到了“交卷”的时候,现场数十名市民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哭脸牌”。

　　市民在镜头前“咄咄逼人”，官员在嘉宾席上“如坐针毡”。如此“麻辣”的场面，真实坦率，可圈可点。

　　去年底,武汉电视台首次“电视问政”就曾轰动江城,收视率一度超过同期热播剧。据称，今年“电视问政”将增至两场。这种新的监督形式配合的是“治庸风暴”,在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已问责干部812人。

　　不仅在中部的武汉，在东部的杭州，也在为治理“机关病”煞费苦心。据报道，到今年7月1日，杭州市96666投诉电话开通已整整10年。10年间，根据电话反映的内容，共有1810名“庸懒散”机关工作人员被问责。

　　“机关病”一直备受诟病，发现病灶若不敢“刮骨疗毒”，“治庸风暴”难免被指作秀，到头来不仅“机关病”难以痊愈，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会受损。

　　诚然，电话、网络、电视等“问政”新形式丰富了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术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问政”形式也是虚设。

　　在武汉的“电视问政”现场，局长们也遇到类似的尴尬。面对主持人提出的“（频频被曝光的乱象）既然能够马上就办，为何非要等到问政”的质疑，副市长坦陈，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没有充分落实自己的职责。

　　另一个例子也足以引人深思。上周广州各部门每月例行举办的“局长接访日”上，大多数接访部门如市交委、市审计局都门庭冷落。据当地媒体报道，“接待日”遇冷原因不是领导认为的“市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很多”，而是因为渠道沟通不畅、诉求不能及时解决的状况并未明显改进。

　　这两件事点出了“机关病”的症结。“电视问政”的推出，实际上是倒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种举措。目前来看效果很好，但要将“治庸”向纵深推进，实现常态化，各级政府还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切实树立服务意识来带动自身职能转变。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要想使“问政”“问”出问题，“问”出成效，关键是要完善监督机制，使官员感到无时不在的监督压力。时下，采用“电视问政”等形式问计于民，应该说是政府部门放下身段，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治庸”切莫陷入“技术崇拜”的误区，让“问政”变味、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