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文艺繁盛，代笔迭兴，其中仍以各种应酬文体居多。以下举清人文集中各种文体的代作篇名若干，亦可管中窥豹：①有碑记，如清人鲁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卷4《仲正公家庙碑（小字注：奉家大人命代作）》；②有墓志，如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16《江南河道总督张公墓志铭（小字注：大人命代作）》；③有祭文，如朱珪《知足斋集》卷6《祭王文山先生文（小字注：代作）》；④有颂文，如查揆《篔谷诗文钞》文钞卷1《万寿五旬正诞恭颂（小字注：代作）》；⑤有上疏，如葛士浚《清经世文续编》卷31《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作（小字注：冯桂芬）》；⑥也有各种序跋、叙录、诗赋等，如黄本骥《三长物斋文略》卷1《读经心解序（小字注：代作）》，方履籛《万善花室文稿》卷6《东流县志叙录（小字注：代作）》，冯云鹏《扫红亭吟稿》卷12《古近体诗代作上李青槁明府藴四首》，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1《闺怀代作》，等等，各种文体不一而足。以上所举只是清人代笔之沧海一粟。
清代请人代笔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据金埴《不下带编》载：“对客挥毫，古人所尚。然人各有才，难齐迟速。而亦有名因虚冒，最怕面为，若非素共挥毫者，切不可使为于对客，亦诗人忠厚之旨也。埴父执严陵毛征君会侯际可恒以为诫。一日谓埴曰：‘偶雅集，赋诗各一律赠太守。有名宿某，不欲言其姓氏，搜吟半日，改抹终不成书。予窥之，起谓群公曰：‘行觞者待久矣！诗竣明晨可乎？’某大喜，即拉登筵。盖其人虚名卅载，刊盈尺之集，而始知其假手于他人也。”[1]一个人一次请人代笔不难，难的是三十年如一日地请人代笔，金埴笔下的这位“名宿某”就做到了。像这类人，最怕的就是当面挥毫作文，巴不得求文者留待明日来取。
清代的代笔亦有“让善”一说，也就是以己之撰述成就他人之声名。清人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列举了不少让善的例子：
大凡据他人撰述以为己有者，须分让善、攮善两种。让善者，必经撰述之本人愿意，更名刊行，或本为他人作嫁。徵之于古，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皆门客凑集成书，不自列名 ，吕不韦、刘安尸之，以传以后世。我朝类此亦甚多，姑举其所知者记之：万斯同在史局为王尚书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又为徐尚书乾学撰《读礼通考》一百六十卷，说见山阳汪文瑞公廷珍《实事求是斋文集》中《万斯同群书辨疑序》，又见鄞县陈明府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张岱辑《石匮藏书》，让善于谷应泰，以成《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语见《皇朝文献通考》及《四库提要》。徐倬撰《明史纪事本末》，亦让善于谷应泰，语见郑元庆《今水学略例》。娄县范鑽撰《格致镜原》一百卷，让善于海宁陈文简公元龙，语见《皇朝文献通考》。萧山毛奇龄撰《竟山乐录》四卷，让善于其父，语见《四库提要》。卢文弨校刊《荀子》，让善于谢墉；校刊《吕览》，让善于毕沅；校刊《韩诗外传》，让善于武进超□□，语见于归安严元照《悔庵学文》。归安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所有己说，让善于友朋，分属诸人名氏，亦见《悔庵学文》。吴县惠栋撰《后汉书训纂》□卷，让善于歙县汪棣，棣不欲，其原稿转为桐乡冯□□所得，攮之，改名《后汉书补注》□卷刊行，语见《郎潜纪闻》二、三笔。大兴徐松撰《新疆识略》十卷，让善于满州松文清公筠，语见□□□□。又撰《藩部要略》四卷，让善于祁韻士，语见□□□□。安陆余庆长撰《铜政考》八十卷，让善于王侍郎昶，语见昶自撰《蒲褐山房诗话》及《湖海诗传》。阳湖李兆洛撰《日知录考释》三十二卷，让善于嘉定黄汝成，语见《李申耆年谱》。仁和龚自珍撰《筠清馆金文款识》十二卷，让善于南海吴侍郎荣光，旋因绝交，原稿存道州何绍基处，语见《定庵诗集》自注及《筠清馆金文》。平湖朱为弼撰《积古斋钟鼎款识》□□卷，让善于仪征阮文达公元，语见《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慕容等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二书，亦让善于阮文达公，语皆见本书。江阴六严等撰《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皇朝舆地韵编》《皇朝舆地略》《恒星图》《皇朝舆地图》等书，让善于其师李兆洛，语均见本书。[2]
清代请人代笔的类型五花八门：
第一，有幕宾代笔的，如陶元藻，字龙溪，号篁村，“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跸进诗，时会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属其代作。内有句云：‘千帆飞渡江南岸，一片黄旗识御舟。’文襄击节，惟援笔将‘飞’字改‘拥’字。先生尝语人曰：‘易飞为拥，便见警跸尊严。’此真一字之师也。”[3]
第二，有同僚代笔的，如昭槤《啸亭杂录》云：“王文简公士祯，诗名重于当时，浮沉粉署，无所施展。张文端公英时值南书房，代为延誉。仁皇帝亦素闻其名，因召渔洋入大内，出题面试之。渔洋诗思本迟滞，加以部曹小臣乍睹天颜，战栗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墨丸，私置案侧，渔洋得以完卷。上笑阅之，曰：‘人言王某诗为丰神妙悟，何以整洁殊似卿笔？’文端公谢曰：‘王某诗人之笔，定当胜臣多许。’上因命文简改官词林，因之得置高位。渔洋感激文端终身，曰：‘是日微张某，余几作曳白人矣。’”[4]
第三，有攀附权势而代笔的，如徐善作《春秋地名考略》，寄名高士奇。徐善，字敬可，秀水人，精研理学，后又致力于经学，对《春秋》地名颇有研究。据周寿昌《思益堂日札》称：“《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此书朱竹垞有序，谓嘉兴徐善字敬可所辑。”[5]高士奇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得到康熙帝的赏识，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康熙近臣。徐善的让善之举，实难脱阿谀奉迎之嫌。
第四，有师生互为代笔的，如赵翼《檐曝杂记》载：“汪文端师应奉诗文，门生有才者或为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刘文定公亦令诸门生撰稿，却不肯袭用一语，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炉锤，改制而用之，盖为刻稿地也。于此见文端之大，亦见文定之精。”[6]甚至也有老师代门生作的，如钱泳《履园丛话》载：“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华，为西河佳话。乾隆末年，袁简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诗》，当时有议其非，然简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树著花之诮。近有士子自负才华，先后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诗，都为一集，其中有贵有贱，杂出不伦，或本人不能诗，为代作一二首以实之，以夸其桃李门墙之盛。”[7]
第五，有子代父作的，如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海》482卷，收录明代笔作极为详备，但“考阎若璩《潜邱札记》，辨此书体例，谓必非黄先生所编，乃其子主一所为”[8]。阎若璩尝在黄宗羲门下游学，他的说法当有依据。也有可能是黄宗羲晚年未定之稿，由其子最后完成。
第六，有文友之间相互代笔的，如史正义，字苕湄，一字云麓，海宁贡生，“有《云麓诗》存。袁枚序云：‘乾隆丙辰，余宰秣陵，延苕湄权记室事。爱其诗，笔清婉，凡一切与人赠答，倩其代作，人亦不能辨之。’”[9]
第七，有科场代笔的，如钱泳《履园丛话》载：“康熙间，苏州太守卢某试童子。有一秀才混入，为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为人代作文耶？’其人仓皇急遽曰：‘生员并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责以数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员。’”[10]
第八，有代作书画的，如蒋廷锡，字扬孙，号南沙，康熙进士，其“逸笔写生，颇有南田余韵，惜赝本甚多。大约妍丽工致者，多系门徒代作，非真迹也。”[11]江苏太仓王宸，字子冰，一字子凝，号蓬心，乾隆进士，官永州知府，画艺精湛，但他晚年很多作品是由其侄子王曦代笔的。王曦，字季旭，号鹿门，因得到叔父王宸的亲手指导，“故与永州少异，永州晚年之笔多古山代作，善鉴者谓永州老而变法，不知其出古山手也”[12]。著名画家郑板桥成名之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使他应接不暇。他在《范县署中寄四弟墨》中诉苦道：“近时求书画者，较往年更增数倍，都属同年同寅及巨绅，大抵携赠物而来，势不得不为之一挥。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不习画，则今日可减一半麻烦。”[13]为此，他也培养了自己的代笔人，如潍县木匠谭云龙、江苏兴化刘敬尹、小道士吴雨田等。
清代的幕府比明代更为发达，幕客也更接近职业化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师爷。按照职责分工，又有刑名、钱谷、文案等的分别。刑名师爷专门协助主官侦办刑事案件，钱谷师爷专管核算收取田税及地丁钱粮之事，文案师爷则代主官起草奏折，代写往来公函及作四六骈体书信等。幕业兴盛时，清代师爷们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岁修一般都能有白银几百两，多则上千两。这对于那些只会舞文弄墨，不擅劳动或经商的读书人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因此不少文人在出仕之前还很乐意在官府充任幕客。
乾嘉两朝重臣王杰，入仕前家里很穷，“为书记以养母。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14]嘉道间，湖北江夏人陈銮在未仕前，“百文敏总督两江时，延入幕中，掌章奏。”[15]所谓掌章奏，也就是负责起草公文。上元县人戴衍祜，亦曾受两江总督百龄之聘，到其官衙作幕宾；道光间名臣李星沅，未第时，“客陶澍幕中，为掌章奏。”[16]清政府对入幕宾客进入仕途的限制不如明代那么严格，有的文人还是可以通过幕府获得选官的机会，如咸丰间广东大埔人林达泉在江苏巡抚丁日昌辟佐幕府，“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日昌雅重之”[17]，同治三年（1864）以知县选用，仕至直隶州知州。这对于那些落第文人不失为一条出路。清政府官员也都乐意招幕这类文人在府衙中代掌文案，给主官减轻日常行政工作的压力。一些爱好文艺的学者型官员，还会组织幕僚代幕主从事著述活动。
关于清代游幕文人代笔的情况，尚小明在《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18]一文中多有论及，并附《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共列举代清代游幕文人代撰学术著作47种。为便于说明情况，笔者兹将该表转引如下（见表1）。
表1 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19]
《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所举只限于学术著作，而实际上，清代幕府中代撰诗文、奏疏、公牍等的数量很多，且代撰的学术著作尚有漏收的，下文试补述一二。
以乾嘉时期著名的毕沅幕府为例，汇集了当时各家不同流派的学者。汉学派有江声、臧庸、梁玉绳，骈文派代表人物有汪中、洪亮吉、孙星衍、杨芳灿，史学派有章学诚和邵晋涵，桐城派有姚鼐等。汪中最早以《哀盐船文》显名，被杭世骏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他在进入毕沅幕府后，曾应毕沅之邀代作《黄鹤楼铭》和《汉上琴台铭》。据江藩称：“后毕尚书沅开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台铭》。甫脱稿，好事者争为传诵。”[20]严长明、毛大瀛、庄炘和杨缙等也曾用骈文为毕沅代写奏章。
行伍出身的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年轻时没读过什么书，但成名之后却撰有《大潜山房诗钞》，其实也是幕僚代撰的。据刘声木称：“合肥刘壮肃公铭传，撰有《大潜山房诗钞》一卷，卷首有曾文正公题语，亦见《曾文正公文集》，甚为奖励。其语不足凭也，乃一时笼络之术，未必由衷而发。长洲朱孔彰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言其少无赖，贩盐为业，拒捕伤人，母惊毙云云。其出身如此，焉能有传世之诗文。《大潜山房诗钞》，或系幕僚拟作，及代为修饰字句，理或有之。然其中亦有一二语，可决知其为原本者。如《庐江道中》诗，有云‘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箫时节几人闻’等句，必系自出心裁，非幕僚所能代拟修饰矣。”[21]不过，这本诗钞倒也不见得全是由幕僚拟作，少数几首也可能出自刘铭传本人，因为诗句内容反映了刘铭传的真实经历。
刘铭传
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奏疏，绝大部分系由幕僚代写。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曾事师曾国藩，曾氏奏议多出其手。据《苌楚斋续笔》载：“《曾国藩奏议》□□卷，颇为外间所称诵，并非名不副实，实论者言过其实。每谓之可追迹古人，为数百年来所仅见，窃恐未必然也。其中实多系幕僚代拟之稿，曾文正公所亲为裁定者甚少。然则所誉者，并非曾文正公本人，实誉其当日之幕僚。其幕僚如薛叔耘副宪福成，言奏议之稿，多非曾文正公亲笔，云云。吴挚甫京卿汝纶，亦言在燕之稿，多其所拟，未可鱼目混珠，云云。但他人奏议，多出于俗儒所为。文正笃好古文，幕中多系古文高手，即代拟之作，比之他人，诚为足贵。”[22]曾氏幕僚薛福成则对《曾文正公奏议》做了编辑删裁工作，据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载：“奏议，古文之一体也。昔曾文正选钞奏议，宗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论奏疏……窃又以谓文正奏疏，参用近时奏牍之式，运以古文精洁之气，实为六七百年以来奏疏绝调。每欲汰幕客代拟之作，专存文正手笔汇钞数卷，私资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体，前作三家后则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尝裁奏牍均系代作。”[23]
洋务大臣李鸿章因为公务繁忙，也有不少文章是请人代笔的，如《苌楚斋随笔》载：“李文忠公久不亲文事，实为□□□□□代撰。”[24]
其他游幕文人为幕主代撰的作品还有一些。杜恒灿，字杜若，号苍舒，三原人，顺治戊子副榜贡生，著有《春树草堂集》，“是编凡诗二卷，文四卷，涂乙纵横，犹当时原稿。中多代人之作。盖恒灿历为郎廷极、贾汉复、梁化凤诸人客，毕生出入幕府中，故以卖文为活”[25]。
陆耀遹，字邵文，代人作《画墁剩稿》，临死之前特意叮嘱后人，不要以自己的名义刊行。因此，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说：“陆邵文征君耀遹撰《画墁剩稿》八卷，本属居幕府时，代府主之作，征君在日，戒后人勿刊。光绪四年三月，其第五孙彦颀刺史佑勤任兴国州知州时，惧其久而散佚，又以征君有遗言，弗能决。杜仲丹孝廉贵墀适居州幕，力劝之刊行，非征君意也。征君代人之作，不欲以己尸其名，尚存古人让善之遗意。”[26]
唐文治，字蔚芝，近代笔名教育家，早年代贝子载振撰《英轺日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字叔峤，曾代张之洞撰《劝学篇》。《苌楚斋随笔》载：“光绪季末，有固山贝子卫振国将军载振，俗称振贝子，撰《英轺日记》十二卷，相传实为（无锡）[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所代撰。光绪丁未□月，贝子辞差开缺之摺，实为泗州杨杏城侍郎士琦所代拟。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撰《劝学篇》二卷，于光绪戊戌，曾进呈御览，一时风行海内，相传为□□杨□□□□锐所代撰。其寿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七十寿序，其中措语失当，致为嘉定徐季和大理致祥所纠参，实为武进刘葆真太史所代撰。皆愿意让善也。”[27]
清代笔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有代人撰著的经历，“仁和龚定庵礼部自珍诗集内《己亥杂诗》中有云：‘手扪千轴古琅玕，笃信男儿识字难。悔向侯王作宾客，廿篇《鸿烈》赠刘安。’自注云：‘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识》，属为编纂。予为聚拓本，穿穴群经，极谈古籀形义，成书四十卷。俄布政书来请绝交，书藏何子贞太史家。’云云。声木案：礼部此语，为南海吴荷屋中丞荣光而发。所谓某布政者，因中丞任福建布政使时，曾属礼部编纂钟鼎文字，未及成而罢，见于中丞《筠清馆金文》卷首中丞自序中。”[28]文中的“某布政”即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广东南海人，官至湖南巡抚、湖广总督。
龚自珍
对于清朝游幕文人代笔这一文化现象，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作了如下评述：
文士厄于时命，托身卑泽，不能及物，欲借一二空言光显于世，往往依附于人，为富贵强有力者所掩。世传《吕氏》八览成于门客之手，以予观国朝诸著述家，如《吕览》一流者盖不少也。南海伍崇曜以赀雄于一乡，延谭莹于家，为辑《粤雅堂丛书》数百种，各有题跋，殿以崇曜之名，后其书盛行海内，士林交口颂南海伍氏，鲜有道及莹者。《行水金鉴》本郑余庆撰，题曰傅泽洪。《皇朝经世文编》本魏源撰，题曰贺长龄。《续经世文编》本缪荃孙、汪洵合撰，题曰盛康。《读史兵略》本汪士铎撰，题曰胡林翼。左宗棠始入张亮基幕，继入骆秉章幕，今所传张、骆二司马奏稿皆宗棠笔也。李鸿章奏议先为薛福成等拟，后为吴汝纶、于式枚等拟。徐松代松筠撰《新疆识略》，筠遂进呈御览，称为“钦定”。毕沅开府武昌，幕宾最盛，精研史学者推邵晋涵，今所传毕氏《续通銮》一书，半系晋涵裁定，分任纂述者岁久不能具述，盖湮没久矣。至徐乾学谄事明珠，刻《通志堂经解》成，驾名纳兰成德，携板赠之，其卑鄙盖不足道矣。[29]
胡思敬认为，游幕文人寄人篱下代人著述，除了其自身“厄于时命”，为了养家糊口的经济原因之外，关键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也想“借一二空言光显于世”，所以之好依附于“富强有力者”，依靠幕主提供的丰富的藏书及优良的工作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上文胡思敬提到的众多代人著述的文士中，需要特别着墨的是缪荃孙。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著述丰富，据清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载：
《书目答问》四卷行世已久，皆知其为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时所编辑，素无异议也。后闻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自言为伊当日所编，初犹不信。不意太史卒后，其家载其事于哀启、行状中，事固确然不诬。《江阴县志》亦云：‘太史生平，为人编刊之书甚多，率署他人名。若张之洞《书目答问》，其少作也。’云云。太史当日入词馆后，以博学嗜古，专与常熟翁文恭公同和、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南皮张文襄公之洞、顺德李□□公文田、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澄、福山王文敏公懿荣等诸人游，是以考证、碑版、目录之学根柢甚深，而搜罗亦极富。收藏书籍十余万卷，秦汉洎元石刻拓本一万零八百余种，皆手自校勘题识。编刊《云自在龛丛书》五集，一百十五卷，《藕香零拾》九十卷。修纂《清史》儒学、文学、隐逸、土司诸传，及康熙朝大臣传，信核有法。又修《顺天府志》□□卷、《湖北通志》□□卷、《江苏通志》□□卷、《江阴县志》廿八卷。编辑《常州词录》三十一卷、《辽文存》八卷、《续碑传集》八十六卷。自为之书，有《艺风堂文集》八卷、《文续集》八卷、《别集》□卷、《外集》□卷、《辛壬稿》三卷、《藏书记》八卷、《续记》八卷、《金石目》十八卷、《日记》□□卷、《读书记》□□卷。综计太史生平，劬学嗜古，在我朝末造，洵属难得之人材。惜乎乙卯、丙辰之间，夫己氏立筹安会，欲使其后人为石重贵、刘承祐之流。太史虽为人所利用，自甘为景延广、李业、阎晋卿、聂文进等而不悔，真西江之水，不能洗此耻辱。陆放翁以作《南园记》《阅古泉记》蒙羞，太史较之，加千百倍也。[30]
缪荃孙虽一生不曾显达，但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图书编撰、校刻事业。据许廷长1998年编撰的《缪荃孙研究数据索引》（金陵图书馆排印本），共收录缪氏著述计89种。但实际上，缪荃孙早年为他人充当幕宾，晚年又多为人校刊书籍，为他人代撰了不少图书。如早已为学术界熟知的：代张之洞撰《书目答问》4卷，代张钧衡撰《适园藏书志》16卷，代盛宣怀编《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18卷，代端方撰《壬寅消夏录》40卷，代盛康编《续经世文编》80卷（注：与汪洵合作编纂）。不过缪荃孙代人著述的数量远不止以上5种。幸亏缪氏每撰一书，都会在《艺风老人日记》中详述其经过，故今人杨洪升据《艺风老人日记》及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作《缪荃孙代人编撰著作考》[31]，考证出缪氏为他人编撰的其他著述27种（笔者按：其中实际撰著16种，另有《吴越春秋逸文》等11种乃缪氏辑佚得来，非其自撰，但仍可看作缪氏的编辑作品）。为便于说明，兹据杨文所考，胪列如下。
代盛宣怀编撰图书8种：《昭明太子集补遗》《文恭集补遗》《春卿遗稿补遗》《蒋之翰之奇遗稿》《毗陵集补遗》《归愚集补遗》《荆川集补遗》《从野堂集补遗》各1卷，入盛氏《常州先哲遗书》。代刘承干编撰图书6种：其中《周易正义校勘记》2卷、《尚书正义校勘记》2卷、《毛诗正义校勘记》3卷、《礼记正义校勘记》1卷、《谷梁疏校勘记》2卷、《南唐书补注》18卷，入刘氏《嘉业堂丛书》。代贵池刘世珩编撰图书6种：其中《论语注疏解经札记》《孔子家语札记》各1卷，入刘氏《玉海堂景印宋元丛书》；《启祯两朝削复录札记》《吴次尾年谱》《刘宗伯年谱》《剧谈录逸文》各1卷，入刘氏《贵池先哲遗书》。代浙江乌程张钧衡编撰图书3种：《尚书注疏校记》《唐书直笔校记》各1卷，入张氏《择是居丛书》；《重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补遗》1卷，入张氏《适园丛书》。代南陵徐乃昌编撰图书3种：《吴越春秋札记》《云仙散录札记》《吴越春秋逸文》各1卷，入《随庵徐氏丛书》。代吴隐著图书1种：《铁书》3卷。缪荃孙《癸甲稿》卷2载有《吴石潜铁书序》。
缪荃孙
缪荃孙代人著述，偶尔也署真名为该书作序跋，但在跋文中则尽力避免提及自己对该书的撰述之功。如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云：“荃孙在鄂，见宜都杨惺吾学博所藏《前集》钞本，《后集》元刻本，字极精……此本多于杨本，然取杨本《前集》对校，亦多出四十一条，辑为补遗。”[32]据此可知该书之来历。但《重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补遗》一书卷末缪跋则删除了“辑为补遗”等句，其他内容则几乎一字不差。这也是缪荃孙为配合张钧衡将校刻与补遗之功据为己有而故意为之，诚可叹也。与之相反，该书卷尾张氏跋则云：“今以两本合校，以图书馆本为主，杨本溢出者另为补遗一卷传之。”只字未提缪荃孙，俨然以校勘补遗者自居。有的干脆将缪荃孙为该书作的序跋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剧谈录逸文》，该书卷末刘世珩跋文系缪荃孙所撰，见于《艺风堂文续集》卷6和《艺风藏书续记》卷8《剧谈录》叙录。刘氏仅将原跋中的“并取旧藏明刻稽古堂本补录自序一篇”改为“并假缪艺风丈所藏明刻稽古堂本补录自序一篇”，并在跋末加上“近世珩搜辑乡邦文献，因亟刊之”和“光绪三十年甲辰六月贵池后学刘世珩跋于江宁暖红室”两句，变为自己的语气而已。其他被代者也多属此类。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代笔的现象非常复杂，总体来说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就著作体裁而言，碑记、墓志、奏疏、公牍、序跋、诗文、书画、汇编、专著等，应有尽有，其中以各种应用文体和应酬之作比较常见，学术价值相对较低。但到了后期，特别是有清一代，代笔作品中学术专著的比例明显增多，学术价值有了显著的提升。
第二，就署名者与代笔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看，有君臣关系、幕僚关系、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夫妻关系、叔侄关系、文友关系等，不一而足。其中早期以君臣、父子、师生之间的代笔最为常见，后期代笔出现了职业化的趋向，出现了以游幕为生的职业代笔者。而像代笔中的君臣关系、幕僚关系、师生关系、父子关系，署名者与代笔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不平等的，而相对平等的文人之间的代笔现象并不占据主流地位。这反映出代笔这一文献现象承载了太多的古人的封建伦理观念，因而并不纯粹是一种著作权关系。
第三，就代笔动机而言，有奉迎君上者，有阿谀上司者，有为权势所迫者，有为衣食所迫者，有为报知遇之恩者，有为家人分忧者，有以诗文娱情者，芸芸生相，千姿百态。但无论是何种文体，无论是属于何种社会关系，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代笔这一社会现象客观上还是扰乱了原本自然和正常的著作权关系，成为诱发古代图书著作权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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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