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关注逐渐升温，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以笔者愚见，在学术史梳理方面，还有待深入，特别是对前辈学人的奠基性著作，评述与分析均还不够。笔者此作，即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著名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1922年，北京大学聘马衡主持考古学研究室，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学科由马衡奠定基础。马衡与故宫博物院有着极深的渊源，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1952年调离，他在故宫27年，任院长19年。

马  衡

1962年至1965年，中华书局组织整理了马衡先生遗作，名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出版。《凡将斋金石丛稿》代表了马衡先生毕生的治学成就。书共八卷（不含附录），有七卷与金石学直接相关，唯有一卷（第七卷）名为“书籍制度”，收录了四篇论文：《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记汉居延笔》《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汉兵物簿记略》。其中，《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是最长的一篇。此文最早刊发于1926年，发表后，立刻引起王国维的重视，专门致函马衡，提供资料。1935年，余嘉锡应沈兼士之约，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周年撰文，直接就在马衡的基础上作《书册制度补考》，认为马衡之作为前人所未及：“今人马叔平先生作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取证实物，附以图象，又前人所未及也。”半个多世纪后，黄永年在其所著《古籍版本学》中，论及“书册制度史”研究，只推荐了四种参考资料：王国维《简牍检署考》；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对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黄永年的评价是：“这是系统论述书册制度史的第一篇文字。”

1977年《凡将斋金石丛稿》中的文章

马衡所言书籍制度，主要指书籍材料和形制，这方面研究，属于文献学、书籍史、出版史领域。王国维、余嘉锡、黄永年在上述领域中均为重量级学者，他们推许马衡之作，足见《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之学术价值。但可惜的是，以笔者所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特别是与此文关系十分密切的书籍史、出版史学界中，对马衡此作的关注度极低。

一

持续二十余年的思考与写作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最初是马衡在北京大学史学会的演讲稿，后发表于1926年6月《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图书馆学季刊》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刊，1925年创刊，1926年3月开始发行第1卷第1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学学术期刊，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种图书馆学权威期刊。

1926年《图书馆学季刊》中的文章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并非1926年发表之文。书中此文文末，附有中华书局编者的一小段按语，称此文是“据改正本印出”。笔者核对了马衡1926年发表之文，发现《凡将斋金石丛稿》所收之文（下文简称“改正本”）与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之文（下文简称“原本”）确实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语体。原本凡作者论述部分全用白话文，改正本则几乎用浅近文言重写了一遍。

如：

原本：我们现在一提到书籍两个字，一般人的观念，总以为是用纸印刷而装订作一册一册的。

改正本：吾人言及书籍二字，一般人之观念，必以为即今之线装书。”

原本直接来自演讲，口语化特征明显；改正本经过了后期修订，书面文特征明显。从效果看，改正本的行文更为严谨。

（二）图片。原本共附九幅图片，改正本无。

原本九幅图片如下（图片来源：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图一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图二、三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图四、五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图六、七、八、九

原本所附这九幅图，均为说明书籍形制。图一说明简册制度；图二、图三、图四、图五说明卷轴制度；图六、图七、图八、图九说明册页时代稀见之旋风装和蝴蝶装的形制。要让读者真正了解古代书籍制度，以实物图片与文字相互印证当是最佳方式，余嘉锡也特意表彰马衡附图之举：“取证实物，附以图象，又前人所未及也。”改正本全为文字，未附任何图片，就此而言，改正本不如原本。

（三）补充。改正本较之原本，有三处十分重要的补充。

1. 新添了居延汉简的资料

改正本：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居延诸简，以年代久远，多为断简残编。但其中有二册，一为《兵器簿》，共七十七简；一为给丧假之文书，共三简。上下两编皆为麻线编成。《兵器簿》之两编且于右侧连贯，正如象形字之。此由西北干燥。其编尚未腐朽也。……居延简则以麻线编成，又为历来记载所不及。可见普通书籍不必定用韦编丝编也。

此处所言“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居延诸简”，指1930年到1931年间，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科考团在汉代居延旧地发现的竹木简。

2.新添了石墨的材料

原本在漆书之事上语焉未详，也未谈及石墨，改正本补充了石墨的材料，将石墨视为漆的替代品。

改正本：最初用漆书，其后利用石墨……漆之燥湿不易调节，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谓之煤。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壍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是皆天然之墨，今称燃料曰煤，盖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烧烟，加胶制墨，则出自人工制造矣。

3.新添了龙麟装的资料

将1947年购得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断定为龙麟装。

改正本：一九四七年秋，故宫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为海内佚书。其装潢虽为卷子，而内涵散页二十四页。盖以两纸裱成一页，故两面有字。其装为卷子也，则以第一纸裱于卷内，自第二页起，仅以页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错叠，如鱼鳞然。卷之则成卷轴，不见散页之迹。宋濂跋称其“装潢之精，出自宣和内匠”，是犹北宋原装也。其后虽有“洪武叁拾壹年肆月初玖日重装”字样，意必修整原装，未更形式也。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吴彩鸾《龙鳞楷韵》，柳诚悬题……，其册共五十四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与此卷形式相同，盖即龙麟装也。

居延汉简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两处材料，均在原本发表的1926年后，表明：自1920年代开始，马衡对中国书籍制度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有新材料和新发现，就及时补充到这篇文章中，这一过程持续了二十余年。

二

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马衡1926年发表此文时，学界谈论书籍制度的论作极少，计有八种：汪继培《周代书册制度考》（1802）、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1802）、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1802）；赵坦《汉唐以来书籍制度》；日本岛田翰《书册装潢考》（1903）；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纸未发明前的中国书》（1905）；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叶德辉《书林清话》（1920）。余嘉锡认为，马衡之前的这些论作中，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独具开创性：“至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策之制大明。”马衡之作则为前人所未及：“今人马叔平先生作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取证实物，附以图象，又前人所未及也。”黄永年称马衡此作为“系统论述书册制度史的第一篇文字”，笔者认为是实事求是之论，试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内容之全面性看，较之前述八种，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前述八种，以叶德辉《书林清话》最为全面，囊括了简牍、抄本和刻本的各类知识，但《书林清话》所论甚杂，举凡书籍问题，如藏书、流传等等，均有论述，真正涉及到书籍制度的篇章并不多，其中又以刻本部分最为丰富，简牍、汉唐抄本部分则十分薄弱。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共分两大部分：一 材质及其兴废之时期；二 形式及其装置之法。第二部分又分三个小标题：甲 简册；乙 卷轴；丙 册页。全文九千余字，集中论述书籍形制之演变，自先秦至清代，涵盖书籍形制自简牍至册页的整个过程。从论述之系统和全面性上，无人超过马衡。

其次，从内容之深度看，马衡对卷轴、册页制度的论述更为深入。他吸收了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和叶德辉《书林清话》中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增补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黄永年认为，简牍部分，马衡多采自王国维，但卷轴、册页两部分，却多为马衡的研究心得。综观马衡全文，他对卷轴各组成部分的分析、对蝴蝶装、龙鳞装的说明，对篇卷关系的探讨等，均充分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尤见功力。正因如此，王国维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为之补充材料：“在《图书馆学季刊》中得读大著《书籍制度考》，甚佩甚佩！弟尚见敦煌所出唐末人写经，有线装页子本，与西洋书装订式相同。其法先订后写，苟装线脱去，则书之次序，全不可寻。《墨庄漫录》所记缝法，即谓此种装订，非后来之线装书也。”（王国维1926年8月15日致马衡函）。半个多世纪后，有着丰富版本经验的文献学家黄永年依然称马衡此作“讲述雕版印刷通行以来书册制度的演变最为精审。”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研究的起步阶段，马衡先生可称此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对于学术界的奠基性著作，作为后学，一方面需认真学习，另一方面，更应在此基础上仔细辨析，方能真正消化前辈的论断，进而推动学术发展。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中有一个颇为知名的论断，笔者就有不同看法，将在下篇进行辨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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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