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贺长龄调任江苏布政使，他计划仿照《明经世文编》，以乾隆年间的《切问斋文钞》为基础，汇集选编清朝开国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编成一部大型经世文编。邀请自己的同乡魏源入幕，负责这项宏大的编辑出版工程。魏源用了近两年时间，于次年年底，编辑完成了这部120卷的皇皇巨著，对清代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成为清代学术风气由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界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也使得魏源自己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编辑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世思想日益成熟的过程。其间，魏源“所阅雍正以后奏疏文集以百十计”，从中了解清代有关漕政、河工、盐政、兵政、财政、赋税等方面的沿革变迁以及各种建言策论，在融会贯通各家各派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见解，打下了改革思想家的鲜明底色。对此，史学界进行过深入研究。如果转换角度，把魏源由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而成长为一代经世大家的个案放在出版史的视野下考察，对于当代编辑职业者，尤其对于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或许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学术素养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压舱石”

以“经世文”命名的文集在明朝时期就出现了。前有陈九德的《皇明名臣经济录》、陈其愫的《皇明经济文辑》、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陈仁锡的《经世八编类纂》、冯琦的《经济类编》等等。其集大成者是晚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等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该书508卷，完成于1638年。以“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相标榜，按照“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的原则选取明初以来河工、盐政、军政、城防、边疆等有关社会实际问题的文章，从宋濂、刘基以及其他有影响人物的数百部文集、奏疏、尺牍、杂文中顺序选钞而成。该书因属首创，没有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在体例上明显地不成熟。但是它的问世，预示着明末空疏、迂腐浅陋的学风开始向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传统回归，“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1]（吴晗《序》）。

继此之后，清朝乾隆年间曾任湖南巡抚的陆燿编辑完成了《切问斋文钞》30卷，虽未以“经世”命名，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堪称清代经世文编的开山之作。该书“以立言贵乎有用，故辑近代诸贤之作，建类相比，以备经世之略”[2]（卷六《切问斋文钞书后》），明确了“有用”的编辑宗旨，在体例上也克服了《皇明经世文编》“仅为施政文牍之汇编”的不足，将全书划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门。

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承继《皇明经世文编》的宗旨，在《切问斋文钞》的基础上，增选清开国以后诸家奏议文集，辑成120卷，比《切问斋文钞》增加90卷，体例也较《文钞》更加趋于完备。围绕“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这一总目的，魏源拟订出编辑取舍的主要原则是：其一，“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其二，“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荃蹄者，亦所勿取”；其三，“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3]（p158）。也就是说，凡有关实用和财务的文章方予选入，空洞玄虚之论、陈腐过时之议，均予摈弃；凡是涉及国计民生各项主张的言论，有不同见解者，则采取尊重的态度，广泛采录，防止以主观定弃取。概括起来，就是以实用与时务为选编标准，“审取”而“广存”。

魏源在此鲜明地揭示出“实用”和“时务”的选编标准，针对当时“饾饤为汉，空疏为宋”的陈腐学风，对清初以来有识之士经世主张进行了总结。根据这两项原则，全书共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共1300多篇，约700人的文章。在作者姓名总目的排列上，《皇朝经世文编》将顾炎武、黄宗羲排在卷首。这种编排意图，反映了继承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致用传统的学术自觉。

“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4](p89)。《皇朝经世文编》在内容上切实贯穿着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致用”宗旨。全书分八个部分，首先论列“学术”和“治体”两门，前六卷为学术，次八卷为治体，蕴涵了《大学》修齐治平的主旨；接下来一百零六卷按照清朝六部职掌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门，门下各分子类，与行政组织相对应，因此“又可与《会典》参与比阅，体例可谓莫善于此矣”[5](杨家骆《序》)。所选编的文章，大部分是有关经国养民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如铨选、赋役、盐务、漕运、河工、水利、兵政等等。其中户政即经济方面所占比例最大，又细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钱币等项，涉及国计民生各个部门。这说明编者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典章制度和政策法规，探究如何通过制度、政策和法令达到救治清朝社会危机的目的。长期困扰清王朝的财政和军事问题，是《文编》重点关注的内容。尤其兵政一项，包括“海防”三卷，选有《防海》《论澳门形势状》等文，针对的是清朝政策“不防西夷”的弊病，说明魏源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密切注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海防面临的新形势。

《文编》提出“以经世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的编辑宗旨，将学术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从单一的经学到史学、当代天下郡国利病、地理、民风，举凡与社会现实有关的问题，均纳入学术范围，从而真正使学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鲜明地举起“经世”的旗帜，以之与长期盛行的烦琐、空疏的学风相对抗。故晚清李慈铭评价它：“其志甚大，用亦甚要”[6](p1206)。正是因其在编辑选择上的鲜明导向，刊印后“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矱，几于家有其书”[7](俞樾《序》)。在选编者的家乡湖南，《文编》的刊刻也对湖南经世学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8](p200)。当时流传的一首诗中写道：“欲把人间万病除，《皇朝经世》一编书”[9]。后来成为同光中兴名臣的左宗棠，在咸丰三年给女婿的信中，将该书视为“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10]（p88）的必备著作。后人继之编有《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等，民国时期还有《民国经世文编》问世，持续兴起了“经世文编”和“经世文续编”潮，也就是将各种经国济世之文，主要包括治国得思想策略以及典章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编纂形式汇集起来的出版热潮，被称为清末民初“六大世风”之一。[11]

从这一突出的历史现象可以看出，魏源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敏锐的学术眼光，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在主题的选择和内容的选择上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从而成就了《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为后世竞相效法的现象级图书。

二、编辑实践是提升学术能力的“磨刀石”

就魏源个人的学术研究来说，《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简称《文编》）的编辑工作也具有特殊意义。进入贺长龄幕府之前，魏源潜心于理学和公羊学，吸收理学经世和公羊学变革的内核，已经奠定了经世思想的基础。但其知识储备和学术成就还局限于纯学术的范围内。《文编》选辑了魏源自己的17篇文章，多是宣扬封建名臣言行或探讨有关学术尤其是经学的内容，而所写讨论河、漕、盐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则大多写于他着手选编《文编》的1825年前后。（《书宋名臣言行录》和《再书宋名臣言行录》（卷六十八正俗上）、《孙子集注序》（卷七十六兵法上）、《刲股对》（卷六十宗教）作于1817年；《子思子章句序》《曾子章句序》（卷五文学）作于1821年；《庐江章氏义庄记》（卷五十八宗法上）作于1823年。除《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卷八十八苗防）作于1818年，其余《城守篇》（卷七十七兵法下）、《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卷八十塞防）、《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道光丙戌海运记》《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卷四十八漕运下）、《湖南苗防录序》（卷八十六蛮防上）、《坊苗》《乙丙湖贵征苗记》（卷八十八苗防）等均作于1825-1826年间。）这说明魏源对社会问题的真正研究，应该是在编辑工作开始之后。而且他关于社会问题的许多鸿篇巨制，其理论的依据和史料的来源都出自《文编》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不少创见显然是受前人观点的启迪。也可以说，魏源在漕运、盐政、河工、兵政、边防、水利、钱币、农政等方面的现实社会知识是在编辑《文编》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他的经世思想是继承和发展前人成果的产物。

作为《文编》的主要编者，如果魏源对入选的全部文章不曾经认真地研读过，就不可能明确提出按照“审取“、“广存”的原则，以“道存乎实用”、“执两以用中”、“取善之益广”为标准选编文章，更不可能将如此浩繁的文字分为学术、治体、六部职掌等八大门类编排成组织严密、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的经世文编。而且还可以想见，他在编辑过程中阅读的文章远远不止入选的1300多篇，因为这些文章选自清代各种丛书、类书以及各家文集、各类奏疏、各地方志。此外，《文编》特别选择各个领域持不同或相反意见的文章，便于从比较中鉴别，发现问题的关键，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方案。魏源在治学上博闻强记，广泛涉猎，但又能独立思考，善于总结和创造。他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善于对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思想和观点加以比较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由此获得了对当时有关诸大政的全面认识，成为他以后在这些领域发表真知灼见的重要知识储备。阅读《文编》，比照魏源后来的有关文章，不难发现其中的继承关系。

《文编》以三卷的篇幅选择有关漕运的有价值的文章，显示出编者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一卷收录的文章主要讨论漕弊之源，第二卷重点研究解决漕弊的方法，第三卷则围绕海运漕粮的改革展开，保存了道光六年试行海运的重要奏疏文件。这种编排也反映出编者的深意。《文编》收录了任源祥的《漕运议》，这篇文章从运法和运道两个方面对漕运进行了史的考察，总结出“言运道以治河为主”，“言运法以剔蠹为主”[5](卷四十六“漕运上”)。在治河问题上，文章认为，黄河治理的症结在于“河性北，必强而南之，必强而尽南之，宜其屡决而不可治也”，所以治黄应“因其决而顺其性，导之东北，俾由汉王景所治德棣故道（即山东兖州漯川故道）入海”。在剔蠹问题上，作者认为应从运军、胥吏、官府以至朝廷都要“痛革前弊”，“发株掘根，清源及流”，从根本上清除“剥民病国”的贪官污吏。这两方面的建议，非常具有远见。魏源在《筹河篇》中批评胡渭对王景治河的责难，提出治理黄河应因其水性，改河北流，导河入王景治河时的兖州漯川故道，从大清河入海的建策，无疑是在上述建议的启发下独立思考的结果。此外，魏源选取了漕运问题上代表四种不同意见的文章。其中有郑日奎主张“改民造为官造”、“改民运为官运”的《漕议》，王芑孙、蔡士英、徐惺等主张改长运为转运的《转般私议》《请罢长运复转运疏》《请改运法疏》、陆陇其主张废除漕运的《漕运》等。除了上述三种意见之外，《文编》还收入谢阶树的《改运议》，主张“以海运为主”、而以转输、小船、采买“三者济之”，认为江浙地区“其路近于海，则请由海运”；“江西湖广之米，则令转输以济海运之所不及”。该文不仅主张改革运输途径，还提出运输方法由军运改为“募客舟之法”，并特别建议在苏松一府开展雇沙船海运漕粮的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5]（卷四十七“漕运中”）这些建议，成为日后魏源协助陶澍试行漕粮海运的基本构想。

漕粮海运最大的阻力是以漕运为利薮的既得利益集团。海运改革之时，魏源到贺长龄幕府的时间还不长，对官场内幕还不十分了解，他对这一问题的充分估计和透彻分析，多源于《经世文编》中的有关资料。其中陆世仪《漕兑揭》揭露的“派兑、出兑、押兑”内幕、康熙年间徐旭龄《厘剔漕弊疏》、雍正时期尹继善《厘剔漕事疏》、道光初年姚文田《论漕弊疏》、包世臣《剔漕弊》等疏奏，使魏源对清朝漕弊的由来和逐渐恶化有了充分认识，因此才能从清除腐败、澄清吏治的角度，论证试行海运改革的必要性和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反对漕粮海运论的另一借口是海运风险性大。关于这一问题，阮元的《海运考》、高培源的《海运论》、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施彦士《海运议》、齐彦槐《海运南漕议》等均对海运的可行性作了论证。这对于魏源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在总结道光六年陶澍主持的漕粮海运改革的成功经验时，他就非常注意将这次改革与前人的有关议论联系起来分析。如在收录高培源《海运论》之后，魏源特意加了一条编者按语，指出此文“所议任人造舟及讲求风泊等，时据元代造船募丁而言，若道光六年所行海运，则由上海和雇商船，以商船由大洋往来关东，一岁数次，驾驶得宜，更悉无失，且较官造尤为简捷也”[5]（卷四十八“漕运下”）。并将此次海运的漕正耗米数字和以前的记载加以比较，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海运漕粮的改革成效。

魏源关于盐政沿革的知识资源，也是在编辑《文编》过程中通过阅读文献获得的。《文编》选录出《户部盐法志》的《历代盐政沿革》以及金镇所著专门考证盐政史的《盐法考》。“盐课”一目，首选顾炎武的《行盐》。在这篇文章中，顾炎武分析了造成盐政败坏的原因和挽救之方，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该文还认为，盐利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划分行盐区，“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5]（卷四十九）。因此力主采纳李雯提出的“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的建议。长期以来，私盐泛滥，一般认为“地方官缉私不严，私盐充斥”[5]（卷五十）是盐利不兴的主要原因。《行盐》一文则进一步揭示了私盐泛滥的深层原因，提出了根本性解决办法。在此基础上，郑祖琛的《更盐法》、包世臣的《淮盐三策》则更加细致地讨论了具体的施行方案，如“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唯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竈户”，“按场给票，就盐地以定课之多寡。……无论远近商民，听其就场地售卖，并其课于盐价，而给以官票，不拘引地，许其随时转运”[5]（卷四十九）。魏源的《筹鹾篇》对盐政弊端的分析以及票盐法的对策，就是在综合上述这些观点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有关钱币的问题，魏源同样有编辑《文编》的知识储备。《文编》“钱币”一目，收录了陆世仪《论钱币》。文章认为，纸币“以轻易重”，且“易昏烂”，因此不能以纸币代替其他币种。阙名《古者货贝论》和徐乾学《用古钱议》等则主张古钱币与现行货币同时流通。在开源问题上，李绂《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认为，“山海之利，公之于人则普而多，私之于官则专而少，公之于人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之于官则至于害民而病国”。主张将矿山“招民肆行开采，照市价发给矿民”，提高金银铜等金属的开采量。洪亮吉《滇繫序》也认为，“欲除民之弊，莫如听人开采而官仅设店按价购买”[5]（卷五十二）。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提出的“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以“佐银币之穷”和由民间自由开采矿山的主张，以及对不兑现纸币流通 的“以楮代币”六不可行的论证，也与上述观点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

水利问题是《文编》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计有19卷，涉及全国18个行省，其分量仅次于“礼乐”。这既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魏源对水利的高度重视。他后来在治河、治水方面卓有建树，《魏源集》中收录的有关方面的文章就有《筹河篇》等18篇，涉及黄河、畿辅、淮河、运河、江南、湖北、湖广、黑龙江、九江等水域。尤其是对黄河治理和直隶、江苏、湖广的水利问题有深刻研究。他对水利问题的研究兴趣，应该说也是从编辑《文编》开始的。关于畿辅永定河的治理，《文编》中选入王善肃的《畿辅治水策》、沈联芳的《邦畿水利集说总论》、陈仪的《治河蠡测》。这些文章都主张治永定河应“顺其南下之性而利导之”[5]（卷一百一十）。尤其是乾隆三年吏部尚书顾琮的《永定河要工疏》和陈宏谋的《治永定河说》提出的“治浊流之法，以不治而治为上策，如漳河、滹沱等河之无堤束水是也。此外惟匀沙之法次之，如黄河之遥堤一水一麦是也”，“浑河以无堤为上，让地为次之”[5]（卷一百一十）的建策，奠定了魏源《畿辅河渠议》的基调。他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上、中、下三策：“以不筑堤为上策”，“顺其性，作遥堤次之”，“强之就高”“是为无策”[3]（p379）。

此外，魏源对边疆和边防以及军事问题的研究，也在编辑《文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选入《文编》的《城守篇》和《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均作于1825年。这进一步表明，魏源经世思想的形成和经世之学的成熟是他编辑《文编》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魏源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他倡导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依据，也锻造了改革思想家的基本素质。可以说，《皇朝经世文编》的最初受益者是魏源本人，它的最终受益者是近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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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1]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740-743.

作者简介

刘兰肖，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期刊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