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对话背景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北有马寅初，南有张培刚，“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知识贡献的人（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语）”。遗憾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都没被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就是受了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6月9日，“首届中华
　　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上，忆往昔，话今朝，张老思路清晰，幽默简练。他追求真理、热爱国家，历尽磨难而不悔。大家胸怀、赤子情怀，令人敬佩。
　　7月11日，记者前往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张老居所，拜访了这位和蔼的长者。
　　入哈佛后改学经济
　　问：我曾经采访韩德培教授，谈到你们“哈佛三剑客（张培刚、韩德培、吴于廑）”，韩老说您原先学的是工商管理。怎么转到经济系研究农业问题的呢？
　　张培刚（以下称“张”）：我出生在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亲身体验过农业耕作的辛劳和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记忆里，小时候和同村儿童在门前塘岸边吃饭，比谁家发财，就把碗里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家泛起的油花多。结果，谁的油花都不多……
　　1940年，我参加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全国招17人，每一科只取一名，很难的。其中绝大多数名额都是理工科的，文科只有2人，经济史1名，工商管理1名，我报考并被录取工商管理。学了3个学期，感到学成后我个人可以发财，却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农民困苦的现状，于是便转到经济系，苦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和民富国强的可行路径。
　　问：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奠基之作，自己选哪个？
　　张：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农业与工业化》原是我的博士论文，由于是国际学术界最早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之作，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9年才设立的，20世纪40年代哈佛的威尔士奖是全世界最高的荣誉了，这说明我们中国人不比人家差。
　　问：60多年前，我国基本上没什么工业。怎么有农业工业化的想法？
　　张：我读大学时，任凯南先生教西洋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讲到欧洲经济史，使我知道，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城市大工业兴起过程中，不断圈地，使广大农民失掉土地，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街头，景象十分悲惨。因此，我总在考虑，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如何避免这一惨状发生。
　　85岁开始带博士生
　　问：即使在今天看来，您那“工业化不让农民受苦”的理论都是很先进的，当时没有被采纳，遗憾吗？
　　张：遗憾。我对工业化的定义跟一般的不同，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不仅适于工业社会，也适于农业社会农业国家。
　　1948年，我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专家兼顾问，是第四位高官，月薪600美金，待遇极为优厚。但我毅然回来了。之后，我的哈佛大学两位很有名望的老师布莱克和厄谢尔教授都来信，要我回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我也婉言谢绝了。
　　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1957年，我被靠边站，曾被下放到红安县建苏公社劳动，每天和农民朋友们推那几百斤重的粪车……
　　问：还会想起您那个“通过做学问来改造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梦吗？
　　张：没有梦了。到“文革”，拿笔都难了。靠边站了30年，但我还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我虽年逾花甲，但老牛奋蹄，尽点绵薄之力。1998年，我85岁，国家批准了我的博士点，我开始可以带博士生了。
　　问：重新回到科学研究的怀抱，您的同行已经走到什么高度了？
　　张：当年和我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1970年就因他那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刘易斯后来又以“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工业化不能牺牲农业。刘易斯本人也作了一个反思，说他过去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当年建大学当“工头”
　　问：现在我们看到的华中科技大学绿树成荫，多么漂亮。当年建校时，那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张：那就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些坟场。作为“工头”，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就是在工地上，忙得很。
　　问：怎么选您来建新学校？
　　张：当时国家学前苏联，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工。当时长江大桥还没开始修。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千万元，我们学校第一期工程，1400多万，很多钱，觉得我不会贪污，在这方面是信任我的。
　　问：你一个做学问的教授搞基建，是外行。
　　张：是啊。我脑子里成天考虑的是如何弄到水泥、砖瓦、钢筋和木料，事事打报告，层层盖公章，到处求人，费时费力，焦虑着呢。工作又累，身体不适，得了肺病，后来检查才知道已经钙化了。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有两位智利教授专程到中国来看我，一下飞机就找“背钢枪”的人，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Pei-kangChang”。
　　两教授来了，学校临时借了邻居制图教研室赵学田先生的不到10个平方米的小书房，作为接待室。叮嘱我说还在教书，不要说修房子。赵先生的书架全是制图的书，临时塞了几本经济的书。匆忙接待，他们满腹疑惑，带着失望离去。我深感遗憾惆怅，将他们送走后，又回到工地。
　　赤心如火“钢枪”不倒
　　问：困难生活中，“钢枪”不倒，是什么支撑了您？
　　张：我作过一副自勉的对联，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上联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是：“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问：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是“入世”的。像200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研究课题“通货膨胀与失业预期关系”，就是当前经济生活的热点。看您的这副对联，则更多些“出世”？
　　张：你要把我上面这副对联联系起来理解，落脚点是：须有所作为。这就是“入世”的。所以，我这两句话是辨证的，既出世，但更入世。所干非所学，但我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没有机会做学问，我就把安排给我的事情做好，绝对服从分配。
　　问：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说您知名度很高很高，不仅“学术上是第一流的，外语是第一流的，最重要是人品是第一流的”。您自己怎么看“人品”在您的科学研究道路上的作用？
　　张：人品，我认为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民族。做学问的人应追求真理，求真务实，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急躁浮夸的作风。我曾经说过，能写成《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由于：读书，使我获得知识，开阔视野。但是，如果没有青少年的农村经历，没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实地调查，特别是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是写不出这篇论文的。
　　问：受尽磨难，错失科研黄金期。如果现在让您再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
　　张：会的。我跟你讲，1940年和我一同考上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的17人，全部回国了。回想当年，我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从哈佛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贫穷落后而被人瞧不起的那种闷气，立志为国家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现在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大好时代，舞台很宽，大有作为。
　　人物介绍
　　张培刚，1913年生于红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博士生导师。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著作有《农业与工业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来源: 湖北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