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袁北星：武汉码头文化的时代内涵

　　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袁北星 长江逶迤东去，孕育了众多码头城市，其中以“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的汉口最为有名。汉口码头近一个世纪的繁盛，为武汉积淀下了丰厚的“码头文化”。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码头文化作为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的文化空间，一种开拓进取的心理认知，一种永不满足的忧患意识，以其独特的品质与风格，对区域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着深远影响。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武汉码头文化的精神与风骨
　　武汉城市发展历程，无不体现因水而兴、依水而盛的自然特征。无论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出现的军事城堡汉阳和武昌，还是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而崛起的商业市镇汉口，均有赖于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的自然环境。正如时人所描述的：“武昌居本省东南大江东岸，湖广总督驻焉，地当汉水入江之处，与汉阳、汉口隔江相对，如鼎足，江流至此，广约十里，舟楫称便，往来络绎，省会为全国中枢，五方杂处，风俗繁华，居民凡二十五万……”居天下之中、处江汉交汇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武汉码头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武汉是一个移民性与商业性兼具的城市。东汉末年，全国经济中心出现南移趋势，北方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中游一带，汉水流域的商业获得较快发展。两晋时期，北方流民大规模涌入武汉地区，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艺和多元的文化，为武汉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以来，武汉成为商品汇聚、万商云集之地，“瓦屋竹楼千万户，本地人少异乡多”、“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充分彰显其移民性与商业性特征。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商贸需求，码头相继出现，号称“廿里长街八码头”。汉口开埠后，长江近代轮运逐渐发展，又拓建了一批洋码头和近代轮运码头。他域文化和西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武汉不仅成为中外物质文明交流中心，而且成为精神文明和社会风俗传播阵地。各种异质文化渗透，使武汉文化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武汉发展成为一个多元文化汇聚、开放融通的近代码头城市。
　　较之同时代其他内陆省份的人，武汉人更多地感受到近代工业文明的熏陶，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善于模仿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武汉码头文化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荆楚文化的特质，又烙印着近代西洋文化的痕迹
　　文化力是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武汉码头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生成发展于特定的文化时空当中，其发展与变迁的动力，源自对众多他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并以此促进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兼容、多元、开放的新质文化体系。
　　传承性。码头，既是人们谋生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武汉码头几经兴衰沉浮，当有形的码头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它所承载的奋发、进取、开放的码头文化精髓依然代代相传，由此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并影响着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
　　包容性。沿着河流，就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码头文化是古老河流文化的缩影，它使人们突破自我，有了拥抱世界的胸怀。近代武汉码头的容量与通达，使吴绫蜀锦、西馔苏肴，吴讴楚调、秦俗赵风，汇聚一堂，异彩纷呈，充分显示了武汉码头文化“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如产自武汉的汾酒，因采用山西杏花村传统工艺，又自成特色，被称为“汉汾”；二黄腔与西秦腔融合生成皮黄腔新剧种。同时，西方文明改变了武汉的城市外貌，也改变着武汉市民的文化观念、生活态度和消费方式等。
　　先导性。畅通的商路，灵活的机制，使武汉码头文化中蕴涵着深刻的求新求变意识。对于新生事物，武汉人“趋之若鹜”，“一倡而百和”。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事件。武昌辛亥首义第一枪，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1927年，汉口、九江两地的码头工人和市民积极投入反英斗争，一举收回两地租界，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20世纪50年代，武汉成功实现了由商业码头向工业基地的转型，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中心。1979年，武汉又率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被誉为“天下第一街”。
　　与时俱进与发展创新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湖北的振兴崛起需要我们树立“大码头”意识
　　“大码头”意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就新时期湖北发展来说，“大码头”意识至少蕴涵以下四个要素：
　　海纳百川，与外部世界全方位接轨的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型、开放型经济模式，它突破了狭隘的时空界限，要求人们以大开放的心态参与其中。强化开放意识，就是要构建全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仅包括战略决策的出台、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制度层面的内容，更需要观念更新，使开放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种自觉行为。全方位开放，是要扩大开放领域，特别是要在金融业、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加快开放进程。要优化开放环境，把增强市场经济观念和改革开放意识，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努力加大体制创新和对外开放力度。完善开放结构，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努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提高开放质量，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的内在品质就是不断创新，其发展动力则是始终将自身置于一个较高的平台来思考问题和确定目标。我省自实施“打基础，管长远”战略以来，已取得明显成效，为湖北的长远发展拓展了战略空间。在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征程中，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要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关键在于创新。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科教优势，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构建以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战略，以求新思变、锐意进取的精神，引领武汉和湖北进入“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抢抓机遇，思忧奋进的竞争意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是码头生存的自然法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强化竞争意识，就是要保持力争上游的精神。不仅要始终保持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勇于赶超的精神状态，还要具备挑战自我的勇气，不断提升自我突破的发展能力。在当前东部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的大背景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激烈竞争的局面，只有发愤图强，乘势而上，才能将竞争的压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形成良性竞争、人心思进的环境和氛围。
　　敢于冒险，永不满足现状的忧患意识。我省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值得忧虑与不安的因素。尤其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仍存在突出问题，如产业结构失衡，规模经济效益较差，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等等。忧患意识是思想上的醒悟，还须有解决忧患的奋进之举，把忧患之思转化为切实的解忧之行。譬如，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发展不够的实情，需要我们利用好现有优势和资源，在“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开辟路径，实现新的经济转型；“两型社会”试验的机遇，需要我们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破，在尚未涉足的地带闯路，在尚未获得经验的地方探索，铸造更多的湖北特色；东部产业转移的迅猛态势，需要我们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打造湖北投资洼地，吸引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要素。（作者系省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