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即江湖，短短27年间已经更迭了三代，有最初聚集在“老三镇”的103户街坊邻居，有90年代初的“流民”大举入侵，还有现在顶着博士、硕士头衔开创着现代化营销模式的年轻人。
当1979年39岁的盲人郑举选以15元起家，在汉正街贩卖针头线脑的时候，他不会想到6年后自己在面对法国《生活》周刊记者雅克·侯赛尔时会谨慎而骄傲地表示，“我就是传说中的百万富翁”。
当1991年同样39岁的王仁昌振臂一呼，拉出1000多人要在汉口火车站再造一条汉正街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就此金盆洗手，淡出汉正街。
现在，郑举选回到了老家蔡甸，包下千亩鱼塘养殖螃蟹。王仁昌大隐于市，创作着关于汉正街的三部曲。
同样，在汉正街的工艺礼品城，有着博士文凭的顾王明和有着3张硕士文凭的王康将各自的礼品店分别开在最黄金的地带，相距十米，分庭抗礼。
第一代江湖
一位在汉正街发家的商人这样形容早期的汉正街商人：“第一代的人都有很强的江湖义气，这让他们很容易混出来，但也很容易失败。”
“麻瞎”到“盲侠”
1979年6月30日，郑举选，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郑举选留在汉正街的只有一座铜像和无尽的关于“麻瞎”的传说。
有人说他在鼎盛之年急流勇退，从此安享晚年；也有人说他当年仓惶撤市，在自家客厅里堆了几百箱积压的小百货。
“‘麻瞎’在汉正街上，有点精神领袖的样子。”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过去在汉正街上，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恭恭敬敬地亲自上门邀请“麻瞎”郑举选。
1979年6月30日，因“投机倒把”罪被关押了18个月的郑举选，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狱中，他没有供出和他往来的客户名字，这为他以后的生意赢得了“江湖名声”。文革时期他经营地下小百货，拥有一个横贯数省的地下营销网，由于参与者大多是盲人，所以被称为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出狱后的郑举选以贩卖小商品起家，他说是“穷怕了”。 一出看守所，郑举选就办执照，公开摆起竹床摊卖扣子。退休已13年的任正运曾分管汉正街市场12年，任正运说，“他做生意有一套，全国好多人来进货都找他，他可以让你先拿货，卖完付款，卖不完退货。这在今天已很平常，但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儒商”王仁昌
1981年，另一个传奇人物王仁昌被逼上汉正街……
“那年我获释回到汉正街”。一没“单位”、二没户口的王仁昌变成了一个生活无着的闲人。“我父亲正在做小生意，我就开始在汉正街打拼。”
在此之前，王仁昌曾先后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乡村教师和“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父亲王裕卿，则是上个世纪40年代，被称为汉正街的“三把刀子”之一的王润记纱号的老板。三大改造以后，由于他接受改造的态度好，后被安排到武昌火车南站当了一名营业员。
王仁昌是汉正街上首家经营自动伞的商户。在当时，自动伞已经超出了“小商品”的概念。“当时汉正街的定位是小商品市场，是国有流通领域的‘拾遗补漏’。小商品仅仅是针头线脑之类的，但汉正街已经突破了这些，人们都在讨论服装算不算小商品、伞算不算小商品。”《中国汉正街报》总编罗建国如是说。
出名之后
所有的争论在1982年8月28日戛然而止，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赞誉汉正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风向标”……
汉正街的模式得到了肯定，社论发表后不久，武汉市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汉正街被国家定位为一个“以个体商贩为主、以批量销售为主、以经营国家计划外小商品为主的市场。”
到了1985年，法国《生活》周刊记者雅克·侯赛尔采访郑举选的时候，郑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想我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实际上，郑举选那时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上，“盲侠”这个更为意气风发的外号逐渐取代了“麻瞎”的称谓。
而王仁昌，则因一部后来被改编为电视剧《汉正街》的小说《风流巨贾》，被称为“儒商”。1991年，其主管部门要求将街上摆地摊的商户全部迁到屋子里去。作为个体劳动者协会汉正街分会常委的王仁昌以不合作的姿态出现，并聘请郑举选为顾问，准备在汉口新火车站另辟一个市场。
王仁昌回忆，“武汉新建电气列车始发站，我就在火车站投资配套新建批发市场，但火车站因缺乏资金不能投入使用，我精心设计的规划全部泡汤。”
后来，他的弟弟王仁忠建了一个公司，“他要我帮他操作，我就去了。”在此之前，王仁忠曾在国有企业工作，利用工休的时间做哥哥的助手。这是王仁昌的第二部小说《下岗之后》的原型。
“流民”攻陷汉正街
江浙人、湖南人、“乡下人”、下岗职工、无业游民，这些人构成了汉正街创业的第二代人。他们极大地改变着汉正街的面貌，街坊邻居的熟人社区也逐渐被天南海北的口音淹没。现在的统计数据是，汉正街上40%是江浙人，40%是其他地方的外地人，只有20%为武汉人。
“扁担”挑到汉正街
上世纪90年代初，逐利于全国的江浙商人、被砸破铁饭碗的下岗工人、由最底层起家的农村人开始涌入汉正街。“很多人发了家，也有很多人背着一身债跑了，挺过来的逐渐在汉正街站稳了脚跟。”
湖南人周乐喜在拥有自己的店铺之前，挑了13年扁担。“我从家乡到湖南新邵挑几百块钱的箱包，然后全国各地去卖。”现在，他在汉正街最高档的暨济商城有自己的品牌店铺，而当年随他一起出来的侄子，已将工厂开到了广东，“身价已有上千万。”
他1987年来到武汉，“就一直没有离开。”开始仍然是老路子，挑着扁担沿街叫卖。“后来因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进商场经营”。周乐喜说，做“扁担”的时候，汉正街的管理并不太好。“城管工商要查，地痞流氓还经常抢东西。”于是，在1996年，华茂商城建起来的时候，40户在全国各地“扁担”经营的湖南老乡汇聚汉正街，孤注一掷，开始入室经营。
“当时光租金一个月就要4000块钱”，1996年，周乐喜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几万元钱全部砸了进去。“当时我们这些湖南人一共要交50万元的押金，我们只好打电话向全国各地的老乡借钱。”
现在，周乐喜的生意在汉正街上算不上很大，但对比当年徒步从新邵走到南宁卖箱包，他已经很知足了。“我在武汉买了房子，孩子们都在读书”。他的儿子在湖南商学院读研，“没有想过让他子承父业，先在外面锻炼几年吧。”
“扎堆”的“乡下人”
这一时期，汉正街的人员构成在渐渐发生变化。土生土长的汉正街人被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所淹没。武汉人在汉正街的生意场上，渐渐被边缘化了。
“乡下人”——这是汉正街上对那些来自武汉以外的省内地区的人的通称。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称谓是带些许蔑视的，但渐渐地，这些“扎堆”在一起的“乡下人”分割着原本属于武汉人的市场。
“武汉人做一天的事，就要有一天的回报。”闵小根这样分析武汉人的商业基因。他是蔡甸人，“我原来也有这种想法，后来在汉正街上被慢慢改变了。”周乐喜也这样认为，“武汉人把‘利’看得很高，我们湖南人是薄利多销。”
从汉川来的一位小商人告诉记者，“武汉人大多是单打独斗，我们汉川人扎堆的多。”至于温州人，按照周乐喜的说法，“他们‘通婚’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
而江浙商人仍然是汉正街上的商业典范。“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吃了亏也不怕，就当是长见识了。”闵小根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跟着江浙商人学起。
当学历成为名片
顾王明并没有把博士后头衔印上名片，但他却成了汉正街的名片。他的学历背景总是在宣传中被刻意提起。汉正街的资本更迭到第三代，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故事在这条街上层出不穷。
博士后和自编程序者
1996年之前，江苏南通人顾王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后和海军工程大学的老师。“30岁以前只知念书，不知外面世界的精彩。”现在他是汉正街上东方艺品的总经理，名片上印的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礼品、居家饰品批发商”。
顾王明进军汉正街的时候，为了避开同质化的竞争，他将自己经营的产品定位在了中高端。
顾王明说，“我拥有的高学历，是一张无形的名片”。他的博士后头衔在和别人做生意时会使对方平添几分信任感。 “我下海到汉正街做生意，一时间成为新闻。当时新调来的汉正街管委会主任到各店面去视察，第一个看的就是我。我被推选为武汉市本届人大代表，也说明社会对我的承认。”
与顾王明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王康。在汉正街的工艺礼品城中，两人的店铺比邻而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高学历出身，经营的都是中高端礼品。王康先后拿到过华中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硕士、中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三张文凭。
对比第三代创业者和此前的两代，王康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管理。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自己编写了产品管理程序。
王康最初不满意汉正街货品的杂乱堆砌，别出心裁地将店面陈列成一个精品店，据说这是汉正街有史以来最漂亮的陈列。但后来他发现，太精致的陈列使客户觉得价格太高，在店外徘徊不敢进门。于是刻意破坏了过于讲究的陈列，将货品堆起来，给了顾客更多的亲切感和选择余地。
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汉正街的商业传统。
在汉正街打工的大学生
顾王明和王康只是汉正街上高学历商人的一个典型。在他们身后，还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他们用与父辈不同的方式去经营着自己的产业。
在汉正街做皮具生意的闵小根之子闵捷笑道：“在五六年前，让一个大学生到汉正街打工，会被认为没有面子，而今天，汉正街的新生代商人普遍都有高学历。”
高中毕业时，闵捷开始决定接父亲闵小根的班，父亲给他在2个商场开了专柜，由他负责，结果一年下来没挣到钱，“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想要让生意有发展，突破家族管理的局限性，必须用知识武装自己。”闵捷求学之心迫切，两年前，他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双硕士学位，开始接手父亲的生意，短短两年，生意被他打理得有声有色，闵小根乐得提前“退休”。
谈到做生意的方式，闵捷表示，他结合了父亲的经验和书本上学来的知识。闵小根举了个例子：“我们今年引进了一个新品牌的皮包，我儿子坚持要先花二三万元开发布会，但这个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根本没有，我认为拿回一个商品必须赚钱，生意没做先花钱推销，是绝对不可能的。”
结果发布会的效果很好。谈到自己与父亲在做生意上最大的不同，闵捷说：“父亲那代人做生意，只是当成谋生的手段，我们现在则是把生意当成事业来做。”
采写 记者 王传晓 胡创
■ 地理
汉正街之范围
狭义的汉正街，即武胜路江汉桥、中山大道、友谊南路晴川桥、沿河大道四边合围的地区，面积2．56平方公里；广义的汉正街，包括从硚口路月湖桥到江汉区管辖的东汉正街至龙王庙一带。
汉正街商圈东起民族路，西到硚口路，南临汉口沿河大道，北至中山大道，由汉正街、大夹街、长堤街、宝庆街、三曙街、永宁巷、万安巷等78条街巷组成，占地2.56平方公里，含有6个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划。
■ 简介
数字汉正街
市场内已建成服装、皮具箱包、家用电器、鞋类、陶瓷、布匹、小百货、塑料、工艺品、副食品等12大专业市场，营业面积共计60多万平方米，经营商品10万余种，现有经营户19000余户，市场从业人员10万余人，客货运输站22个，拥有276条线路，日均吞吐货物400余吨，市场日均人流量20万人次以上，2005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上缴利税1.56亿元。截至今年11月，汉正街已上缴利税2.16亿元，预计销售额超过200亿元。
■ 脉络
“汉派”商业文化
发祥地
汉正街是由明代成化年间(1465年)的古汉口之“正街”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至今已有541年历史。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
清道光末年，汉正街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老字号“叶开泰”药店、“苏恒泰”伞店、“谦祥益”绸布店、“汪玉霞”食品店都有口皆碑。这些老字号浸润着老汉口百年的历史文化，形成了“诚实守信、货真价实、毫厘不差、童叟无欺”的经商四则。
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 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4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近百年来，汉正街一直是旧汉口镇的商业精华之所在。旧汉口镇之商业有所谓上八行(商业行栈)，下八坊(为手工业作坊)。据《汉口小志》称：最著名者俗称八大行，即盐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粮行、棉花行、牛皮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后来“文革”的影响，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曾一度停歇。那些年，小商品几乎无人经营，盛极一时的“三镇市场”门庭冷落，市场萧条，私人经营一度中断，整个市场处于封闭状态。
■ 变革
“天下第一街”三次“变脸”
第一次改造
1979年9月，武汉市政府批准，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予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优惠政策鼓励个体工商户到汉正街经营小商品。
1990年4月，在汉正街市场第一期改造工程中，全市场第一幢专业大楼——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在当年汉正街市场春季交易会前夕开业，原在永宁巷服装市场摊点经营的802户外地籍个体工商户全部进楼入室经营。
1990年底市场改造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在原“三镇市场”地段，即同安坊至安善路以及利济南路两侧2.5公顷的地域，新增商业营业面积1.07万平方米，新辟一条1150米长、15米宽的市街，市场环境初步得到改善。
第二次改造
1992年8月28日，第二期改造工程的标志性建筑——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正式开业。
1993年7月，汉正街市场第二期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共新建商业网点面积26.7万平方米，有 5800余户个体工商户入室经营，使汉正街市场经营环境大为改观。
第三次改造
1993年8月至1998年，进行了第三期改造工程，改造总建筑面积102.5万平方米，分为6大区域实施，同时，将多福一巷、大火路原址新辟南至沿河大道，中接汉中街，北通中山大道，长540米，宽30米的道路；开辟长堤街、大火路至多福路全长200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