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洪山街上去过年
洪山是我老家的一个小集市，它横竖只有一条街，东西才只几里路，那鳝鱼一样的直肠子，一筷子捅到底不过一刻钟。说是集市，实际上隔一天才有一回。逢阴历双日开热集，逢单日就是冷集——正好跟二十里外的桑树乡错开，这老规矩几十年都没有变。
虽说洪山街是个小麻雀，五脏六肺却俱全：什么卫生所信贷点，什么供销社电影院，还有工商财政和学校，可是样样都不缺。这在洪山周围四里八乡人心中，那可是个大地方。比方说，我的老家铁石墩，离洪山街虽说只有十几里路，但却是一个闭塞的小湾子，那里是个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鬼地方。所以，小的时候，上洪山、赶热集，是跟过年一样喜气的大事。
不说铁石墩，只说洪山街。洪山街那个学校就叫个洪山中学，其实只有初中，我爸就在这个学校教书，我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爸在洪山中学教了二十几年毕业班的语文，却只混了个教务主任当了当，连个校长都不是。不是我爸教不好书，不是我爸脾气古怪，也不是我爸人缘差，实在是因为家庭和子女的拖累，使得他不能安心搞工作以图更大发展。那时我家家大口阔负担重，虽说九口人种五担多田（一担田是五亩），但我爷我奶七老八十，我们兄弟仨又只有上十岁，家里的劳力实际上只有我两个姐，以及我爸妈。
退休后，我爸总叹气，说他一生没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唯一值得说说的，就是他教了一生的书，桃李是满天下，可那都是为别人做嫁衣，算不得数。幸亏还有一个我，考上了个大学替他争了口气。还有一个值得他欣慰的，就是老来终于在洪山街上安了一个窝，而不象他的老伙计，下雨刮风天还要替儿子孙子放牛，搞得不好还要受气。
对于我爸浓重的“功名富贵”思想，我可不这样看，他官是没做成，财也没有发成，但他和我妈一起，把“老的送上山，小的送上班”，一家人平平安安，没灾没祸，这比当什么官都要强得多。更何况，我爸只是个初二肄业生，他凭自己一个人的努力，从初中到大专，从民办到公办，从小学到中学，这一路奋斗下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他不仅从泥腿子变成了公家人，而且还转了全家的农业户口，使我妈、我哥仨一下子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现在说起商品粮户口，真是个笑话。可在八九十年代，那可不得了。用我湾里老辈人说，那是中了举人，吃了皇粮。商品粮户口，这让多少土里刨食的乡下人羡慕得心痒啊！也是，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在那个城乡之隔如同霄壤的时代，商品粮户口确实是个让人眼谗的香饽饽。正是饽饽香，所以难得吃到口——人家哪知道，我家“转户口”经历了怎样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啊！
1982年5月份，洪山中学放忙假，让师生回家帮忙割麦。我爸从学校带回来一张表，高兴地给我们看，表格上写的什么，7岁的我那时也不懂。那天，我妈烧火做饭，我爸在灶下“捉火”，我在院子里玩黄泥巴。我听见他们一直在高声地谈着一个东西：转户口。转户口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晓得，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家很有用——从爸妈难得的笑脸上就可以看出来。记得吃饭的时候，我爸摸着我的头说：我伢要沾光了！我伢明年就要到洪山街上去过年了！
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一年是县里为了稳定农村教育，要把一些长期代课的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对学历和教龄达标的“半边户”农村教师还可以附带转变全家的农业户口。显然，我爸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首先一条是学历不过关，那张被我家奉为圣旨的表格，不过是乡教育站发下来摸底的表格，
但希望的太阳只要显露出一点点微光，对于在黑暗中的人们来说，那就值得用满腔的热忱的去期待去拥抱。在1982年随后的那几年里，我家里人，都被转户口这个虽然渺茫，却如磐石一样坚定的梦想所激励着。我爷我奶相信，在穷了一辈子的晚年一定能每天吃上猪肉；我妈相信，她17岁嫁到杨家跟着我爸以后有好日子过了；我姐相信，在她们出嫁之前一定能赶上趟招工进城；我爸相信，八辈子吃苦受穷的老杨家在他身上一定会出现家族命运的转机——唯一没有期待的是我们兄弟仨，我们只期待能早点放假，好摸鱼捉鸟尽情玩：只因为我们那时还太小了，对未来还没有期待。
从1982年到1990年，整整8年，一个抗日战争都胜利了，可我们家的户口还没有转成。我们没有到洪山街上去过成年，而是仍旧生活在那个一到夏季就抬拖拉机抽水抗旱的铁石墩。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割油菜插早稻，每年的十一国庆节割中谷插晚稻——每年都是在做着农业户口人员所从事的与泥土有关的工作。只是，每到年关，或是在腊月初八吃粥，或是在腊月十一熬糖做麻糕，或是在腊月十五杀年猪，或是在腊月二十打豆腐，或是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或是在腊月二十六打糍粑，或是在腊月二十九吃年饭，或是在雪花飘飘的年三十守岁——我爸总要郑重地对全家人说：
“明年我们就到洪山街上去过年！”
鲁迅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就像这世间的路，这世间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慨。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一张虚幻的表格，如果没有那一个虚幻的转正，我爸和我们，总该是另外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情，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吧？格言上说，没有理想的人生，就象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就象没有目标的航程。可是，我倒真希望，那个转户口从一开始就不要来打扰我家的安宁。要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那也是一种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啊！
在这八年之中，我奶在1985年去世，我爷在1988年去世，我大姐1986年出嫁，我二姐1989年出嫁。1990年，我大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我二哥初升高一，我刚读初三。就在这一年的3月份，那个盼望已久的梦想之花突然在我家的黑色屋顶上绽放，如一道雨后初霁的彩虹，照亮了我们渴盼已久的心空。我爸终于转了全家的商品粮户口了！那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可我已经忘了家人是怎样庆贺这个迟到的喜讯的，可以肯定的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这真是一个悲欣交集的结果：我的爷奶终于没有等到每天都可以吃上猪肉；我姐一个嫁到了农村，一个嫁给了伤残退伍军人；我大哥因为超过了18岁而被拦在商品粮食之外，后来不得不自费读卫生学校，并花大价钱为他买了一个户口。
因此，享受到“商品粮”这所谓城镇待遇的人只有我、我妈和二哥。而我最终考取了大学，这商品粮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不过，唯一“沾上光”的，就是在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有资格被允许参加县里一个叫“五七”棉纺厂所办的技工学校的招生考试。我考了第2名，可以免除一切费用读书，但那时我已经被县一中录取，良禽择佳木而栖，我已经有了梦想，不再甘心做一名满身油污的钳工了。商品粮户口，对于我妈来说，也是没有一点实际意义，虽然怀揣着一个每月30斤粮油供应的小本本（为了这本本我们竟然等待了8年！），但她仍照旧每天下地干活，做着修理地球的古老职业，黑汗水流的为儿子们的前途耗费着生命，
商品粮户口真正对我家人起作用的，只有我二哥。1990年9月，读书读得不太好的二哥只考取了巡镇高中。这个学校在县里被称为三中，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学校，巡镇高中每年考取大学的人数基本是零，不过偶尔也有一两个被中专录取的——不要小瞧了中专，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农家子弟能考个中专，那也是了不起地跳出农门，在我老家那是要放电影热闹的大事——但问题是，照我二哥的成绩，考个中专也不大可能——基于现实情况分析，我爸和我二哥商量：反正读书读不到头，家里三个人读书实在困难，现在又了商品粮户口，而县城那家肥得流油的省级企业也在招工，不如----
刚满18岁差一点就转不了户口的二哥，那时嘴巴上已有了一层淡淡的绒毛，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艰难而重大的抉择。他沉默了，只上了一个月的高中，他就收回了书本，辍学被招工进了铝厂，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电解分厂打垒子的活计----我曾经流着泪，写下了关于他的1万5千字的长篇散文《老二》，里面有关于他的详尽描述。朋友们看了，以为那是我编造的小说，其实不，那都是真实的记录。
二哥在这个当初效益红红火火的省铝厂出卖力气10多年，做了10多年令农村人羡慕、令城里人轻视的城市农民工。终于在2002年得到了回报：一万多块钱买断工龄，光荣下岗。失业后的二哥由于没有技术，没有文化，先后做过各种事，现在的工作是为县城最大的宾馆做保安，月工资600元。
提起二哥，我总想起一句歌词“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是的，当初农村的小伙子，苦盼来商品粮户口，招工进城，付出青春年华之后，发现自己连正宗的农民工都不如，真是枉费了家人的一番心机！打工5年没回来过年的大姐、3年没回来的大哥、打零工的二姐、做保安的二哥，还有一个硕果仅存的我，在一个学校混着日子——想起这些，我爸就没法安度晚年，他总是感到失落和愤怒。我爸从小的家族振兴城市梦，现在在后代身上几乎都化作了泡影，“那个商品粮户口值个狗屁！”他老着脸说，“白扳了一场命！”
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爸这一代被教导得近乎古板的人，看来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那些理想主义的“死脑筋”怎么能够适应功利主义的物质世界呢？所以，我爸要怪罪的不应是商品粮户口，也不应是经济制度，更不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其实不止是我爸，还有我们，面对这个五光十色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该如此重新选择和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价值观？
“明年就到洪山街上去过年！”
我爸坚定而深沉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句话如同一句誓言激励着我奋发，但更多的是一声叹息令我伤感。拥有商品粮户口，把家搬到洪山街上去，到洪山街上去过年，脱离农村和泥土——果真就能过上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吗？城市生活果真是那么美好令人神往吗？这是个问题。
我早就过上了城市生活，我在一个比洪山要大得多繁华得多的城市度过了8个春节。但我真的不觉得城市有什么好，反而，一进入腊月，我就无限怀念着我那遥远的铁石墩，那灰色的天空，那萧索的田野，那家家户户的爆竹，那稻草燃起的青烟-----每当这时，我就无法安心工作，要开始收拾行囊，带上妻女，象一只恋巢的倦鸟，飞回故乡去，度过又一个崭新的春节。
丁亥年腊月十一，写于武汉积玉桥。时白雪皑皑，天气初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