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峡日报
宜昌市社科联主席 熊文斌
省委作出支持宜昌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决策,这是宜昌实现历史上第三次腾飞的难得机遇。这一机遇来之不易、千载难逢,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与建设“世界水电旅游名城”一样,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从洛阳等中部同等城市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省委省政府的希望以及全市人民的期待来看,宜昌目前存在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可以说,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既是宜昌前所未有的机遇,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把学习俞正声、罗清泉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市解放思想的一次大发动,使全市上下在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看是靠脚带动的,而实际上是靠思想突破的。只有观念的进步,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每一次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促进了社会大发展。当前宜昌正处于新一轮大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战略决策,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省委、省政府之所以现在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主要是希望通过加快宜昌的发展能够对全省其他地区特别是鄂西南地区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宜昌必须在解放思想上走在全省城市前面。从根本上讲,宜昌的思想大解放关键取决于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解放程度。
一、从发展的着眼范围、宏观构架上看,要进一步强化“以开放促发展”的理念,要把思想从狭隘的“行政区域”概念中解放出来。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一个区域战略,所谓“中心”,必然是若干城市所在区域的中心。省委、省政府领导明确表示,要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摆在与武汉城市圈同等重要的位置全力支持。然而,孤立的宜昌难以与武汉城市圈全面互动,因此,发展宜昌反而必须首先走出宜昌狭隘的行政区域概念,学会“反弹琵琶”也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用大联合促进大发展。城市之间既要竞争,更要合作。宜昌要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必须强化本地区区域力量的整合,为此,必须做到三个层次的联合:一是继续与武汉和重庆对接。要拿出有效的全面的对接措施。
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仙桃、黄石等武汉城市圈内城市要呼应武汉(比如,仙桃发挥武汉金融中心作用,组织“武汉金融专家仙桃行”,还通过省银监局和省银行同业公会筹建全省首家企业贷款银行俱乐部“湖北迈亚银行贷款俱乐部”,10家会员为迈亚公司新增授信1亿元),宜昌这个“圈外”城市也应在呼应武汉上进一步加大力度。重庆是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大城市。而且,重庆的辐射力主要在三峡地区。2003年“泛珠江三角”概念没有纳入重庆,而西南其他各省如川、桂、云都在其内。宜昌自古就是重庆通江达海的出口,经济关联性与互补性均较强。二是谋求宜昌与荆州、荆门等周边城市的深度合作,直至构建宜荆(州)荆(门)城市圈。这是贯彻俞正声同志关于“宜昌要影响和带动荆州、荆门、十堰、恩施的一部分”意图的重大举措。“宜荆荆”面积占全省的25.6%,人口占22.2%,GDP占22%。长江、汉水几乎穿越宜荆荆所有辖区。而且长江品牌对海内外有天然亲切感。可见仅从优先发展大江大河沿岸经济,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角度看,努力实现宜昌与荆州、荆门等周边城市在区域市场、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一体化建设就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宜昌本市域内部区域一体化要进一步加强。要按照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的思路,科学合理进行经济布局。首先要加快两个圈层(以“1+5”宜昌都市区为主体的核心经济圈层和以西部山区县为主体的城市生态圈层)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步伐。
——用大流通带动大发展。这是贯彻省委关于“宜昌要在流通上起区域中心的作用”意图的必然要求。经济的活力在于流动。以物流为例,现代物流业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基础性产业,具有极大的经济滲透力和联动效应。物流业可以大大降低占商品总价值30%-50%的成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型利润源。宜昌是长江中上游区域的东大门,构建区域流通中心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为此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开放市场,设法消除各种变相封锁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必须避免“以行政区域为界限,各行政区域划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竞争大于合作的格局,必须改变我市传统的“小而全”、“大而全”的物流经营模式和条块分割的现状。只有这样宜昌才有可能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
二、从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强化“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把思想理念和行为习惯从行政本位和官本位的惯性中解放出来。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取决于投资力度和消费水平等,而且取决于经济制度、管理水平、服务意识和人文环境等因素。而在欠发达城市,制度等“软环境”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包括政府服务、信用秩序和人文环境在内的组织生产经营所支付的成本,是企业三大商务成本之一。有专家分析,中部城市工业用电、用水和劳动力价格明显低于沿海的昆山、珠海,但是吸引到中部来的外来投资却明显少于昆山、珠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良好的政府服务和开明的人文环境使得昆山、珠海的综合成本大大低于中部城市。现在国际上每年数以万亿美元的游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总额高达万亿元的民间资本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哪里的投资环境好,它就可能流向哪里。宜昌要走在中西部同等城市前列,重点追赶洛阳,力争进入前三名,必须下深水苦练内功,才能更好地吸引外资。从宜昌与洛阳“十一五”规划情况来看,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危险。按宜昌“十一五”规划GDP到2010年为1025亿元,年均增长11%。而洛阳年均增长13%,到2010年GDP达到2200亿元。可见,政府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不进则退,慢进亦退”!而且,“快”的速度还必须在“好”的框架之内。因此,必须在进一步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上做文章,进一步强化“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比如,从经济领域来看,尽管近年来我市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但是,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还存在企业规模不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有关调查发现,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融资渠道、政策落实到位程度等方面不同程度受到制约。因此,在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源上应当强化“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行政理念。对于法律和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要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努力用足用好。在政府治理领域同样存在“只见行政性、不见社会性”,习惯于管制,机制引导力度不够,以及官本位和“法律机械主义”等倾向,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
三、从发展途径和方法上看,要进一步强化“全面建设”和“长远建设”的理念,把思想从“头疼医头”和急功近利的惯性思维中解放出来。首先,省域副中心城市必定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包容性、多样性、亲和力的城市。不仅应成为经济中心,也应成为人文中心。这才是老百姓期待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回顾中西部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历程,从主要经济指标上看有的早就可以说是“省域中心”甚至是“区域中心”,但其市民素质、市容市貌、政务环境等方面直到近几年才有大的改善,导致该城市一度被老百姓认为是“经济指标的巨人,城市魅力的侏儒”,省域中心甚至比大连等“省域副中心”城市都有差距。强化“全面建设”和“长远建设”的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指导意义。比如,要从孤立抓旅游转移到从深厚的文化背景着眼来抓旅游;从孤立抓文化产业转移到从全面发展人文科学的战略高度来抓文化产业;从孤立盯着某个企业和人才转移到全面创新企业、人才的所处制度环境和发展环境等等。其次,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一个中长期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好长期作战和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第三,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发展目标。不仅发展的速度要求高,而且社会可承受的压力也逼近极限。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生态失序、社会失稳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在同一时期涌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必须做好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城市发展既要积极,又要审慎,既要在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又要坚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宜昌建设成为名逼副其实的“经济中心”、“人文中心”,尽量避免成为“问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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