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艺术教育家：蒋兰圃 唐义精

　　蒋兰圃
　　蒋兰圃先生（1881～1959年)：原名蒋秉忠，湖南衡阳人。幼入私塾，爱好美术，1899年18岁入水师，1902年，到武昌投军，在湖北护军右旗一营当正兵。1905年，考入武师范(后改为陆军特别小学校)。同年在学校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发起的清末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日知会”在1906年被迫停止活动，但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蒋兰圃先生当时担负军界和学界的联络工作，从那时起就与教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他被任命为都督府参议官。1919年'五四运动'时，蒋兰圃曾建议湖北督军王占元处置打伤学生的军官，并安抚学生。王占元采纳其意见，并交由蒋兰圃亲自办理，此举深得学生爱戴。革命成功后，看到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十分愤慨，后因不满军阀的专横统治，拒受省会警察厅厅长之职，毅然脱离军旅离开政界。开始致力于绘画的创作、研究与艺术教育事业。并以此在湖北开创了一片新的事业。
　　作为武昌艺专的主要创办者，蒋兰圃先生为了筹集办学经费，慨然将湖北藕池口五百亩田产和武汉到金口一艘小火轮的股票全部卖了作为办学基金，以其“毁家办学”的壮举，在湖北的教育史，美术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唐义精
　　唐义精（1892——1944）， 近代美术教育家、画家。1920年与蒋兰圃等创办武昌美术学校，任教务主任； 1929年任校长。1923年4月唐义精开始带学生外出旅行写生，从此每学期举办一次展览，在社会上逐渐为人们所知。唐义精数次为学校建设募捐筹款，作为扩充校舍之用，在学校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坚持办学。
　　唐义精先生一向同情中国革命事业，武昌艺专历年来在学生中就有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如张执一、安静、李家桢等先后以学校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唐校长常常以“校长”这个有利的身份对他们给予保护和支持。唐义精校长曾在学校组办富有时代色彩的文艺刊物《歌笛湖》，让同学们发表一些进步诗歌、小说和杂文；邀请当时较为进步的业余话剧团“北辰剧团”来校演出田汉的《苏州夜话》、《咖啡店的一夜》、《南归》等剧；支持同学自己编导一些话剧与歌剧上演，并尽力聘请一批进步的有名望的艺术家任教，如贺绿汀、缪天瑞、关良、倪贻德等。唐义精对艺术无偏见，对艺术家也无门户之见，他礼聘许敦谷先生（台湾人，日本东京美专毕业，胡根天先生的亲密窗友，地山先生的胞弟）主持教务并授素描，大革命后，得到了广东银行家、业余水彩画家陈仲壁先生的帮助，在教育部立了案，定名为“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九三六年武昌艺专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如烈火燃烧，成为日寇文化特务的眼中钉，他们深知唐义精校长在文化界的影响，企图利诱收买他。汉口同仁医院院长藤田（日本特务）诡言艺术无国界，邀请他赴日参观，说日本政府愿竭诚招待，他严词拒绝。藤田计不得售又借购艺专所藏贺良摸先生的墨迹，许以重金，他又置之不理，以致一九三七年武昌艺专校舍成为日机轰炸的首要目标。在劫后的废墟中，他垂泪愤慨地说：“可毁去物质，不可毁去精神！我决不灰心丧气。”
　　三十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大举入侵，1938年唐义精校长决定率领少数师生迁往四川。对于一所经济拮据的艺术学校来说，搬迁谈何容易。幸好唐校长手中还有一笔当时陆定一交给他的钱。陆定一妻子唐义贞1934年牺牲时遗下一女陆叶坪，这钱是寻找和哺养陆叶坪的专款，当时兵荒马乱，外甥女没找到，学校搬迁租船等又急需费用，万般无奈之下，唐校长叫学校董事会写了一张借据，注明这钱用于迁校，将来还上继续寻找陆叶坪等等就动用了。几经辗转流离，沿长江而上辗转数千里由武昌搬到宜昌、宜都，随后又搬迁到四川，武昌艺专终于1938年夏迁大后方“陪都”重庆上游近郊的江津。千辛万苦把该校的教具、设备、图书等那时没有火车可载，也不可能交轮船运转，唯一的办法只有雇木船东上。途中急流险滩，艰辛困难，但该校的一切器物终于全部运达江津县，而且完好无损，唯一的遗漏是唐一禾先生的数百幅素描作品和油画不知下落。
　　唐义精作为武昌艺专的创始人之一，为艺专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个人成就方面，唐义精留下有《六朝艺术概论》、《湖北画人辑略》、《陕豫考古录》等专著。
　　唐义精校长在学术上倡导“中西融合”，“对艺术无须偏见，对艺术家亦无须有门户之见”，为形成我院“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