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孝文化对青少年人格形成的路径

作者 刘少峰，43岁

　　摘要：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孝文化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孝文化蕴藏着一定的合理内核。在中国历史上，孝并非作为单一因素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纽带而存在，它连接了政治、经济、民俗、信念等诸多领域。作为文化产物的人格，必定与文化存在着同源性和契合性。传统孝文化的道德内蕴与青少年道德养成之间具有契合性。当然，孝文化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道德规范。部分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孝的观念处在断裂与冲突之中，道德行为方式陷入失范的泥沼之中。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充满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教育，这种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这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面向人生的，培养目标是完善的人格。当代社会文化应当努力实现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以孝为基础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建构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现代的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如果能发扬孝衍生意义的积极内涵，吸取其合理成分，并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对青少年良好人格的形成，促进当代社会文明建设，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
　　关键词：孝文化  人格   同源性  契合性  道德养成   人文主义  现代新孝道  时代内涵   路径
　　正文
　　传统中国社会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孝在中华文明中有着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民俗的、艺术的等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从动机来看，孝是一种敬本心理；从效果看，孝又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将礼法的外在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相统一，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服务。孝文化这种存在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必然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民德、民风和民俗中留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它不但作为内在机理深刻影响着现实的制度设计，也作为外在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
　　孝文化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会养老制度，父母年老后，必须依靠儿女的奉养才能活下去。不难看出，孝文化根植于最为基础的生存困境，所以，人们普遍赞成并推崇这种文化。另外，如果儿女遵从父母的规劝，下级遵从上级的命令，达到社会对德性的要求，就可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并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可以走上仕途（古代从官的途径有三：世代封爵，学而优则仕，举孝廉）。孝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内化成人们的一种信念，从而镕铸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传统孝文化蕴藏着一定的合理内核。孝文化提出的要求，如要保全身体，要敬养父母，要“承志”、“立身”，要“谏诤”，要慎终追远等，这些规范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基本价值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孝文化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孝文化肯定人子孝顺父母，是人应具的基本道德，认为不孝子孙与禽兽无别，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对于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培养尊敬父母的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其二，孝文化强调孝要发自内心，出自真情，表现出敬诚，有助于培育人的道德真诚性，反对道德的虚伪性。而唯有真诚的道德才是美的、善的东西；其三，孝文化肯定孝对治理国家天下的作用，这是古代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化与升华。虽然古代社会从未有过真正的以德治国，但以德治国的观念毕竟让人看到了道德对政治的作用，肯定了道德对解决人际矛盾、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古代的政治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四，孝文化主张父母不义时，予以谏诤，从义不从父，将道义置于亲情之上，这有助于克服亲情大于法制的陋习，养成道义、法制高于亲情的习俗，使社会公义不至于被不合于义的亲情所损害；其五，孝文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固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但对古代中华民族的延续，人口的繁衍，有着积极的作用。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父子代代相传续的历史，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这种相续如果中断了，家庭、民族也就消失了。中华民族一直人口昌盛，许多姓氏延续几千年，孝文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其六，孝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不能因为过失，给父母带来耻辱。这一方面对于保重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对安分守法的风气培养，都功不可没。中国古代养生学的发达，中国人的奉公守法、谦谦礼让的精神，都有孝文化的浸染；其七，孝文化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强调把孝的理论落实到人的生活实践中，这不仅培育了人们践行道德的自觉性，而且，直接和睦了家庭，安定了社会。当然，孝文化的社会功用远不只这些，一言以蔽之：一部孝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
　　在中国历史上，孝并非作为单一因素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纽带而存在，它连接了政治、经济、民俗、信念等诸多领域。当人们将孝行为从个人或家庭提升、扩展到社会、国家范围内，并逐渐形成观念甚到变成信仰层面的东西时，它就成为一种文化。作为文化产物的人格，必定与文化存在着同源性和契合性。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必定造成中西人格的巨大鸿沟。孝的伦理精神实质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为爱与敬，爱的精神升华出了对他人、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而敬与顺的伦理精神则培育出中国人追求和谐守礼温顺的价值原则。追求淡泊宁静、心身和谐，追求家庭和谐，追求人际和谐，家国和谐，这始终是中国人的内在心理需求和人生实践，如果把这种追求推广至与异族他国的关系上则体现为和平主义。台湾学者杨懋春认为，爱好和平的国民性格也是由家族主义中产生的。他说：“我们第一个与家族主义有密切关系，互为因果的国民性格是爱好和平。”『1』俗语说：“家和万事兴。”又说：“和气致祥。”凡此种种，皆表示中国人之爱慕和平的特性。孙中山、林语堂都认为爱好和平、和平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的主要特征。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林语堂先生认为这种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是老成温厚文化的标志，这是当代欧洲人所缺乏的，这种和平主义，来自于中国人对现世幸福的珍视，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上，也得益于中国人宽容这一伟大品质。『2』意大利人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历来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满足于自己己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3』中国思想自古重视和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亦时常采取和平的手段，以自己的文化、德化、和亲等手段去同化他们。儒家最重视“和”的原则，崇尚德化，排斥武力，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道家崇尚自然，排斥人力，提倡和平更比儒家来的彻底。此外墨家亦倡兼爱非攻，主张博爱同情，反对暴力征服。这一切共同哺育了和平主义的国民性格。
　　传统孝文化的道德内蕴与青少年道德养成之间具有契合性。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也是国家的儿女。”『4』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先秦的经典已经把“孝”的规范视为“德之根本”，《孝经》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为百行之首”。在中国传统社会，反映亲子伦理关系以及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孝道”，被认为是儒家伦理道德之首，是几千年来为社会普遍宣扬、奉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用孝文化中善事父母、赡养双亲的道德观念教育青少年，能提高青少年的思想认识。为此，青少年道德教育需要孝文化。
　　第一、孝文化与青少年的责任感培养具有内在统一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个人的道德才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最起码的德性。可以说，孝的培养与实践是当代青少年提高道德素质的元点。孝文化所要求的对父母要有孝心，实际上就是对父母要有责任感，而责任感恰恰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和本质规定。增强责任感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道德的社会价值，最现实、最普遍地体现在人们的责任感上。
　　第二、珍爱生命的孝文化要求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儒家文化将保全身体视作为践行孝道的基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儒家把个人的身体视为父母身体的延续，所谓“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能全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5』。父母“全而生之”，子女应“全而归之”。这样能否保全身体就上升到对父母孝与不孝的高度上了。如今，有些青少年视生命如儿戏，稍遇不顺便选择不正确的做法，甚至有些人以身试法，成为亡命之徒。这样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父母，给父母精神上带来沉重的负担和耻辱，违背了孝道。因此，引导青少年健康向上，使他们认识到爱惜生命、珍惜名誉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履行对社会、家庭和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促使他们逐渐摒弃狭隘、自私、唯我独尊的不良心理，唤醒他们的真情实感，这比单纯地依靠法律等外在约束更有效。
　　第三，孝文化的事亲尊亲有利于青少年公德意识的培养。孝文化中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的道德规范，能培育人们博爱的人性，产生尊老爱幼的观念。《礼记·礼运》对这种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明确提出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社会和他人。尊崇孝文化建构的代际关系，体现了代际关系和社会的均衡和谐。《孟子·万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事亲尊亲成了一个人的最高道德表现；对父母的孝敬，体现着一个人整体性的道德水平和道德文明程度。一般来说，真正具备家庭私德者往往也具备社会公德。社会道德教育要建立在家庭道德教育的基础上，从家庭道德领域扩大到社会公德领域，使整个社会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否则社会道德教育的影响和作用将大大减弱。
　　第四，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养成青少年勤俭节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中，“勤俭”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勤俭”这一美德显然是由孝衍生出来的。《孝经?庶人章》讲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就是对这一关系的概述。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挥霍无度的人是在践行对父母的孝道。勤俭不是一种时尚，它是永恒的一种美德，不仅在古代，在现代更是如此。《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就有勤俭这一美德。勤俭精神的实践也就是艰苦奋斗。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勤俭建国”的口号，将勤俭与国运联系起来：“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坚决反对浮夸、急功近利，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6』可见，在当代青少年中弘扬这一精神意义之重大。青少年如果没有勤劳俭朴的品德、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做出贡献，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第五、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培养青少年自强不息的品质。孝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元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自是它的应有之意。儒家孝道讲要“承志”、“立身”，就是它的理论基础。要继承先祖遗志，要建功立业，在实践中就要做到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各种困难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在当代更是如此，在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中，自强也是基本美德之一。胡锦涛同志在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提出三点希望，有两点涉及“承志”、“立身”：第一要与时俱进，发愤学习，立志成材，成就一番事业；二要为国服务，建功立业。这两点不仅适用于留学人员，也适用于当代青少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极力提倡有所作为的入世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奋发向上，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自强不息地建立辉煌的功业。当代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正需要树立这种积极的入世观来引导他们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此外，积极的入世观能为当代青少年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鼓舞他们披荆斩棘，勇于开拓。
　　第六、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青少年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孝是当代青少年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青少年的人际关系不外乎指与长辈的关系、师生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人际关系均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得以展开的，从而使孝成为古代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建立的精神价值基础。从客观的人际关系来看，中国文化认为父子关系是最为重要的，通过父子关系直接体现了子孙与祖宗的关系。兄弟关系还是因为双方均是父母所生，夫妻关系也是为了延续宗族的生命而得以建立的，家族、宗族、亲戚等关系均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发生的。师生关系是精神关系，老师是精神生命之所出，因而对待师也要像对待父一样。朋友关系也是以道交之。君臣政治关系更是与父子关系有类似的精神机制，因而才有君父和臣子之称。乡里邻里等关系也是因为我们同生同长于一个地方。总之，在古人看来，一切关系均是基于孝而发生的。从精神机制上看，孝文化就讲求一个“推”字，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将“孝”推及于人。若我们将“推已及人”内化为青少年处理人际关系的自觉意识，那么，许多困难便就迎刃而解了。
　　第七、中国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操。爱国主义是孝文化的升华，也是孝文化的精华。（1）孝是爱国心的根源。中国人的爱国心不仅包含着对故乡土地的情感，而且包含着对祖先的崇拜。中国人不管走到世界哪里，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爱国也就是爱祖，这也是家国同构血缘文化的主要特色。在中国，爱国心与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孝是爱国心的根源。爱国即热爱祖国，缘亲祖而爱国。古人早有这样的推理论述。《礼记·大傅》：“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我们知道，“社稷”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重社稷”也就是重视国家、热爱国家的意思。爱国思想是亲亲感情的连锁效应，爱国主义是孝意识的演延结果。（2）孝的泛化使尽孝事功直接成为爱国兴邦的实际行动。所谓“泛孝”，即是孝之意的扩展，将亲亲之爱延伸到非亲亲的领域。《孝经》中的天子之孝、诸侯之孝这类的五等之孝，就已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孝经?开宗明义章》所说：“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为了扬名后世，子女就必须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孝的悦亲含义，使得亲亲转化为社会尽责，孝成为“大公”的原始动力。经此转换，孝显然已超越了其固有的血缘圈了，是有益于社会为其旨归的。《孝经》里讲的五等人之孝，从其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人只有尽本分，努力工作，做出成绩，这都是孝了。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主义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工作中去，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尽心竭力的含义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孝文化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礼记·祭义》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可见，孝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总和，决非以上几条可以囊括的。不过，探寻传统孝文化的道德内蕴与青少年道德养成之间的契合性，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明晰的修身路径。
　　当然，孝文化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道德规范：如要求子女喜怒不露声色，表情要端庄严肃和悦，不多言，有问必答，对长辈毕恭毕敬，而且要保证肉身的安全，不做危险之事，孝文化有强制性的等级化……等等，这些外在的规定使中国人形成趋于沉静内敛的人格，抑制了个体的自发性、创造性，同时，也刺激了个体等级观念的产生。这是造成青少年创造力不足、低开放性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摒弃孝文化中服务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封建糟粕，吸取其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内核，对加强和改进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面临着激烈的震荡、冲突和损毁，以至于许多具有深层或根本意义的传统美德处在消逝的边缘，致使部分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孝的观念处在断裂与冲突之中，道德行为方式陷入失范的泥沼之中。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信息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父母的地位和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左右着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大众传媒的渗透不仅改变了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优秀家庭伦理观念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从本质上讲，尊老、养老是农耕生产的内在要求。在农业社会，父母不仅成为道德上的楷模更成为智慧的象征，他们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对青少年是享之不尽的，老人受到后辈敬重和爱戴，老年资源和价值得到认同。但是时代发展至今，这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两代人因家庭经历、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的不同而在价值观念的选择与形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父母常常遇到来自青少年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当前，由于我国的整体转型、价值观念的激烈动荡和社会所有制、分配制的巨大调整等造成人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的变革和更替，而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对待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就必然造成代沟的加深，两代人各自具有以自身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青少年对家长耳提面命的说教不屑一顾，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眼光去探索客观世界。在价值取向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他人缺乏道德感，对父母缺乏孝敬感；片面强调自我价值又心理脆弱，把未来幻想成一帆风顺，经不起挫折和困难的考验；父母所推崇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的一些美德，被他们当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而被抛弃。总之，他们彼此间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加深，父母与青少年的代沟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多。
　　其次，现代社会大变革对优秀传统孝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一是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凸显，他们在家庭中也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个人希望在家庭私人空间中充分展示和张扬自己的个性；同时，转型期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给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形成时期的青少年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带来的忽视精神的现实化倾向，以及金钱第一的物质化倾向，使部分青少年的家庭观念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第一，功利思想严重。二是现代传媒的触角已经延伸到青少年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迅速普及导致青少年精神失落、信仰危机、人格分裂，也使传统孝文化中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的道德规范受到冲击。
　　再次，来自父母方面的原因。由于独生青少年的大量出现和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一些家庭代际关系失衡，他们对孩子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自己父母的关注，形成“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在家庭中，有的儿女把老人当作保姆、钟点工或提款机，家庭所特有的生理生育功能、家庭互助功能、情感慰藉功能、培养教育功能在淡化，这对青少年的观念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父母是孩子迈向人生旅程的第一位导师，为人父母者，应知道“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父母对待上一辈的态度和做法使青少年不成熟的心理受到影响，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父母。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溺爱。父母在扮演着一个服务员的角色，尽力地为孩子服务。而种种溺爱、攀比之风、面子问题等让父母很少拒绝孩子的要求，于是孩子在日久生成的习惯中把父母的这种服务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对父母操劳的感激日渐减少，孩子被宠成霸道、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缺乏爱心的小皇帝，造成了青少年的情感冷淡、孤僻、褊狭，形成了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价值定位和心理倾向，其中有的人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第四、历史批判和“左”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孝文化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改造”而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消极作用突出表现为愚民性、不平等性、封建性和保守性等。所以对孝文化的封建性、愚民性进行批判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对孝文化的内核缺乏科学、理性的研究，出现良莠不分、矫枉过正的问题，而且这种批判的后果对于广大民众影响就大大超出了政治思想范围。如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要求人们首先向娜拉学习，勇敢地走出家庭。什么是易卜生主义呢？就是强调人的个性，宣扬人格大于国格，主张个人主义，反对国家主义，这点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很多青年葬送在虚伪的宗法制度和腐败政治之下，中国人的创造力到了历史的极低点。此文言论在当时的知识界及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人们的非孝言行提供了正面的理论武器，使一些人误认为孝就是懦弱、胆小，没主见，这样孝文化的合理成分也被丢弃了。极“左”思想对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十年浩劫，对孝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致使那一代人“谈孝色变”，连同孝文化的精华一起丢弃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孝文化日渐弱化，日渐被青少年淡忘。　　总之，孝文化的当代困境严重制约了青少年的德育工作。青少年期是人生发展和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定型，他们极易接受外界不良的影响而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青少年由于缺少传统优秀孝文化的滋养，这将不利于他们道德生成和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加强孝文化的教育以促进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就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充满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教育，这种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这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面向人生的，培养目标是完善的人格。孝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所以，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先自近始，后乃及远。沿着由至亲到远人，由个人到国家的发展进程，不断扩充，最终达到博爱的目的。所以，孝是入德之门，为道德的起点，为一切道德的动力，是达成理想人格的基础。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在历史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孝文化塑造了人格，孝道观念深入人心。讲究孝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而且是中国人最鲜明的国民性。总结古人在孝道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特别是德育工作有重大意义。孙中山先生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毛泽东同志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舒大刚在《孔子的智慧》中提到“孝”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机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孝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孝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当代社会文化应当努力实现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以孝为基础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建构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现代的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如果能发扬这些衍生意义的积极内涵，吸取其合理成分，并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对青少年良好人格的形成，对促进当代社会文明建设，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
　　参考文献
　　『1』（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转引自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
　　格》，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 年版， 第144页）
　　『2』（参见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5页）
　　『3』（意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4』 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
　　『5』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6』（这是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