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人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
恢复高考30年间，中国的主流社会一直关注着大学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很少有机构和组织，把目光真正转向高考录取线之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落榜生。
孙展等
中国古代称，科举考试就是考功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的高考制度对于农村来说，更是这样。
西何庄村是河北省赵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大约有1000多人。村民们对教育普遍比较重视，尽管收入不高，但只要条件许可，一般的家庭还是要想方设法供养一个大学生，而这在村里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张占伟的家庭也是如此。1991年张占伟考上了河北省一所重点高中。这对于张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由于张占伟考上的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升学率，因此能进入到这所学校学习也意味着今后的升学之路一片光明。
现实的发展却远比张占伟想象中的复杂，1994年7月，就在张占伟快要高考前的几天，多年来半身不遂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一度甚至传来病危的消息。经过抢救，母亲的病情终于有所缓解，但这件事却已经影响了张占伟的考试状态。考试成绩下发后，60人的班级最终只有7个人没能考上大学，其中就包括张占伟。
实际上，在张占伟上学的那个时代，除了这种重点高中的特别班级，落榜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宿命，在升学率很低的时候，能够进入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而已。多数人还是要带着种种不情愿，从此告别自己的校园生活。
“农村人考不上学就只有两条路，一是种地，二是当兵。但当兵三年回来还是种地。”1994年，对于河北农村来说，考不上大学就回家种地，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那时候，“打工”这个词对于多数人来说还非常陌生，张占伟也没有例外。
同在西何庄村，比张占伟小10岁的李现召的选择就好了许多。不但升学的录取比率大大提高，即便回家，出路也多了不少。2003年参加高考的李现召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同学劝他再复读一年，但李现召放弃了。
在家里呆了两个月之后，李现召不甘心种地，在熟人的介绍下，来到了石家庄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在建筑工地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李现召有些后悔，他一度犹豫要不要再回到学校读书。由于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信心，加上复读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在建筑工地上不到三天，李现召的双手就已经满是血泡。出门前，李现召对打工还抱有种种的浪漫幻想，但现实的严酷性一下子让他体会到生活的艰难。
出身河北赞皇县农家的刘延国2000年高中毕业，之后做过服装推销员、业务员、保险销售。如今，他在石家庄经营着一个鞋类批发商铺，收入颇丰。
刘延国用“建筑工”和“业务员”来区分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的差别。“如果你只是初中毕业，来石家庄闯荡，唯一的出路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但是高中毕业就不同了，你可以帮人家跑跑业务。”
他自己的经历正是如此，高中毕业后，坚决不愿回家的刘延国到省会石家庄闯荡，最初的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经过努力，他在半年时间内，从普通店员做到了分店店长。
对于一心要改变现状的刘延国来说，这并非是他所安心的局面。辞职后，他又辗转到了一家保险销售公司。
幸运的是，在这里，刘延国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两人在岳父的帮助下，最终办起了自己的商铺。“当你没有文凭，也没有特殊的技能的时候，几乎很难靠自己摆脱原来的处境。”经过了不少磨砺，刘延国觉得高考落榜，对自己后来的努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毕业6年后刘延国当年所在的班级举行了首次聚会。全班70人，到会的却只有十多人。能来聚会的都是当年考上大学，或者外出闯荡出成就的人。
班长李锋是班里为数不多考上本科的学生，现在石家庄一家媒体做记者。在整个班级当中，李锋算是发展最为顺利的一个。而更多的当年高考落榜的同班同学，此时多已是在家乡结婚生子。
在李锋眼里，老同学刘延国算是落榜者中景况最好的一个。但刘延国则并不这么看，在他自己看来，做生意始终并不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一段时间，他也试图通过读书来让自己更加充实一些，但很快，他放弃了，因为发现书中的那些道理在现实当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当年劝李现召复读的那个同学上完专科，开始焦头烂额地找工作。由于毕业人数太多，一份稳定职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其实那些勉强考上专科的学生，毕业后的境遇并不好，而有机会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出身农家的孩子来说，就是最现实、最实际的选择。
比较农村，在城市里，随着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高考落榜生在30年来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潘大为：1978年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现为自由摄影师。
1978年6月，20岁的潘大为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参加“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招生考试。
潘大为喜欢摄影。他也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整夜在家里冲洗照片。周围的人有个需要拍照的事，都会找他，公认他拍得好。他最喜欢的是，看到早晨时还是湿淋淋的照片，贴在玻璃上被阳光晒干，“噼”地一下跳下玻璃。
潘大为带了三张自认为还拍得好的照片，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他花5角钱报上了名。他不知道那一届有多少人来报考这个学院，只知道，他的报名费收据的编号，是30538号，那一年摄影系一共从全国招12个学生。
大概到了6月15日，潘大为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油印的通知书：“潘大为同学，你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怀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热感情来报考我院，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但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现在，经过初试考查，你报考我院摄影系未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再接再厉，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积极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考场上败下来的潘大为，汇入了那两届全国落榜的1120万人的洪流。
1983年，潘大为进了山西电视台。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视业正在开始起步，像潘大为这样，从各个途径进入到电视台，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很快，从正规科班院校毕业的人，在电视台开始越来越多起来。
潘大为与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们关系都不错。他们可以一起拍片、喝酒、侃大山，但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种优越感。“和他们在一起玩时，他们会谈到学校啊，同学啊，没有这种校园经历，就少一个东西跟他们交流。”
但潘大为心里暗暗立誓，自己要做这一行里最好的。他总是往北京跑，大量看片子。北京有外国电影展时，他一场不落。同时，他盯着这一行中最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学东西。
1989年，潘大为以一部音乐片《好大的风》，入选中国电视艺术家代表团去日本交流，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团员。后来《好大的风》还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摄影系教材。这时，山西电视台就已经盛不下潘大为了，他到了北京发展。
至今，潘大为以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出入中央电视台和各个电视制作单位。来找他拍片的人，从来没断过。
“说实话，对于摄影专业来说，不进电影学院，也可以干出来。但是，全亚洲就这么一个纯粹的电影学院，经过专业的培训还是很不一样的，有几个人能自学成才呢？”对潘大为来说，考电影学院落榜，仍是他终生的遗憾。
1975年，潘大为毕业于山西省太原三中。全班同学近60人。考上大学的，不超过10人。而没上成大学的，有的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有的在区级的工厂里干活。现在下岗的也多数是这些人。
崔燕：1991年，为保升学率，学校不允许崔燕参加高考。当时她就读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中学88级文科班。
崔燕小时候学习很好，高中却一直过得浑浑噩噩。临近高考的6月份，学校举行了预考，为保升学率，依照预考成绩，班里有十几人不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崔燕在其列。
90年代初，崔燕父母所在的物资系统，在当地被认为是很好的单位，系统内部有个技校，学生毕业后不必当工人可以在办公室工作。1991年7月7日，就在崔燕的同学们踏进高考考场的同时，崔燕去参加了技校的入学考试。
崔燕把技校的两年称做是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在那里她是班长、优等生，可是学校发的校服她从来不穿，觉得丢人。
熬到技校毕业，崔燕被分配到物资系统内部的一家机电公司，做汽车销售。刚工作时崔燕还算是个业务骨干，因为经理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让崔燕感到亲切。但干了一年多之后，崔燕的热情就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别人是喝茶聊天，她是喝茶看小说。
1997年，在一次杂烩式的同学聚会里，崔燕见到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正在南京某军校读研究生一年级。与这名初中同学建立起恋爱关系后，崔燕像变了一个人，学外语、准备考会计职称，整天精神抖擞，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将在两年后改变。
1999年夏天，崔燕离开宝鸡，如愿来到南京随军。秋天，崔燕在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是丈夫的一个熟人帮忙介绍的。那是一家美容机构，面试的老板娘对崔燕的谈吐气质十分欣赏，并没多问她的学历就把她留下了。后来老板娘又把崔燕介绍给她丈夫开的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崔燕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出纳后，即升任财务主管。
2002年，崔燕应聘到另一家公司做培训主管。在递交申请材料时崔燕谎称自己是陕西财经大学毕业，对方看了她的工作履历，就叫她过去试用。起初，公司人事部门几次催她把学历证书交上去，她勉强搪塞，后来待她的工作上了正轨，人事部门好像也把这事忘了。
2003年，崔燕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第一门。这一次，她学得非常刻苦。“文凭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4年，崔燕怀孕生子。
2005年，崔燕得知，她曾经工作过的机电公司解体，职工都买断工龄下了岗。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决定命运的最重大的机遇，如果再回到当初，我一定去复读，读到考上为止。”
1991年高考，崔燕所在的班，考上大学的和落榜生各占一半，25个落榜生，有的选择复读，有的通过其他成人教育机构拿到文凭，最后，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人不超过10个。时隔多年，很少有同学了解当初那些落榜生的生活状况。
于晓明：1999年参加高考，落榜后曾上民办大学，一年后退学自主创业。毕业于烟台荣阳一中。
于晓明曾经对自己前程似锦的未来毫不怀疑，在市政府做官员的父亲为他设计好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发展路线，甚至已经讨论到带着媳妇回国，买什么酒好的细节。然而高一下学期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一切转眼成空。家道中落，于晓明和母亲饱尝了“人走茶凉”的滋味，依靠母亲看仓库的微薄工资和每个月十几元的补助，母子俩勉强度日。
从那时起，于晓明对高考失去兴趣，想尽快工作。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他就去了烟台的一家宾馆做服务生。放榜后他也没去查分，母亲打来电话告诉他落榜了，叫他快点回去想办法，他也没有理会。
拗不过执意要自己上学的母亲，于晓明带着行李来到位于青岛的一个省级民办大学滨海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学习当时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于晓明很快发现学校里教授的知识过于理论虽然每天都在讲CPU，但有的同学直到毕业都没见过CPU。
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能力锻炼，担任了班长和学生会干部，每天忙于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大二上学期他退学了，离开的时候甚至还没想好退路。
工作前两年，于晓明先后在青岛信息城的两家电脑公司任职，当他经历了与老板的意见不合后，前思后想，下定决心开办自己的公司。
于晓明把家里仅有的4万元钱全投了进去，这仅够交一年40平方米门市的租金。他开始一点点跑业务，公司从最开始的3个人慢慢扩大。
“我已经失败一次了，不能再让我的亲人忍受我的失败，”公司曾经遇到过数次难关，都在于晓明破釜沉舟的坚持下挺了过来。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这四年，他感觉如果有些成绩，“那也是用命换来的”。
“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已经停不下来。只有到我能在青岛买一个像样的房子和车，把母亲和家里的老人都接出来，我的心理压力才能缓和，也许那时我才能洗刷高考失败的这个耻辱。”
1999年，第一年大学扩招，于晓明班上的同学，高考的情况要比往年好很多。班级里有70人，考上专科以上的占一半，而且不乏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名校。落榜生占另一半，十几人自费去加拿大留学，这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有关系虽然落榜但上了大学，如去读军校的；剩下有的同学复读，有的去上民办大学。
现在，当年继续上学的同学大部分刚毕业没几年，事业顺利的比较少，正处于频繁跳槽换工作的上升阶段，也有的人到目前还没有工作。
于晓明所在的烟台荣阳一中，是省重点学校。
此时，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出现了大学生相对过剩的局面，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甚至比非大学生都低。所以，有观点认为，高考并不能像上世纪的后20多年里一样，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说，落榜生比大学生的起点仍旧要落后。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大学，即使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仍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占有一个相对优质的社会资源。
张 鸣
迄今为止，恢复高考已整整30年了。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爬过这座山，是一番一生，爬不过，又是一番人生，一般来讲，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
对于农村人而言，差别就更突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又在“发展中”的大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是精英教育，进门，就意味着进入预备精英行列。
既然是精英教育，高考成为应试青年的人生分水岭是自然的。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阶层，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各个阶层的间距会拉大。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鼓励人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而不是降低大学的水平，让众多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学子，进了大学得到的报偿跟没进大学差不多。
高考分水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这种不公平，随着高考制度的推行，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危害。
首先，统一命题（自己命题的省，也是全省统一命题），全国一盘棋，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学教的内容高度一致，在这种同质化的竞赛中，农村和偏远地区只能被越拉越远，农村的考生，还没等到高考，就已经身处不平等的竞赛了。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统一命题造成的教育同质化，极大地窒息了教育的活力，所有的人只能学一种内容的知识，按一种模式考试，事实上也只好按一种模式思考，即使是高分考生，进了大学之后，其僵化的思想状态，令每个有点想法的老师都大感头痛，得要花很大力气去扳。很多聪明而且富有个性的学生，不仅在高考面前往往失败，甚至在中小学阶段，就容易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而成了弃徒。
其次，统一时间考试，考生一年只能有一次机会，万一发挥失常，则一年绝产。复读则成本又太高，一般人家难以承受。
至于一向为人诟病的高考招生的省份差异，事实上也是这种统一招生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本身就要求分配高校向各省的招生名额，拥有比较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必然要向自己所在地倾斜，如果所在地是首都，那么倾斜的幅度就更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实行了几十年的高考制度，早就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因为它太像科举。
在导致教育同质化，思想禁锢，窒息创造力的方面，高考跟科举是难兄难弟。只要这种高考制度存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只能是以应试为目的给定答案、给定真理式的教育。
高考是一个人生的梯子，爬上这个梯子必须要用力，但是这个梯子要尽可能让那些真正的人才爬上去，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特殊个性或者偏好而掉下来。
30年了，那些难以计数的本来很优秀的高考落榜生，用他们的心酸血泪，告诉了我们这个本来近乎常识的道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