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复出能不能做到光明正大？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日前表示，官员因问责制度下台，风声过后，即可复出再度担任重要职位，这种做法削减了问责制度的公信力。建议问责事件结束后，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安排。（3月7日《北京日报》）

　　应该说，傅代表此话是非常切合民意的。时至今日，官员被高调问责后又低调复出，已然成了一个令众人愤怒而又无奈甚至有些麻木的常态。就在三个月前，当人们还在质疑那位曾红透大江南北的逯军是否复出时，得到的结论居然是他已经在九个月前官复原职了。这种事实让人不得不进一步“仰视”一些官员躲避阳光的能力，在人肉搜索和网友监督已经到达一个相当高度的语境下，逯军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复出多月。事实上，官员低调复出被公众质疑后多少都会找些理由，例如“单位人手不够”，见得最多的理由还是“有才”“能力出众”，而逯军复出至今也没有给大家任何交代，却也罕见。

　　我们说，在倡导执政为民的语境下，各级党和政府都称一切工作以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为标准。既然如此，在官员任用上自然也少不了民意参与，尤其是对待那些曾经犯错的官员，他们的复出更要尊重民意。如何尊重？很明显，应该将民意的植入工作前置，即如傅代表所言，问责事件结束后，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安排。也就是说，在一个官员还未复出之前，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大众公开，接受民意的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一个“问题官员”的走向。而不是“先咱后奏”，让某官员的屁股坐稳了被发现了，再来找复出的理由（如果没有被发现就沉默到底）。

　　其实，公众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是需要一个对问责官员凭啥复出的公开而有力的说法而已，哪怕你说“缺人”也好，说“有才”也罢。这可以说是底线——公众期待的问责不是将一个犯错官员一棍子打死，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给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也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初衷与理性。但是，如果任何官员都像逯军那样被问责后就不明不白偷偷摸摸地复出了，现有的问责制度岂不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尊重人民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有从何谈起？

　　诚然，我们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但在一些大的方面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多久后该复出，复出的要件是什么，等等。特别地，对问题官员的复出至少要在“是否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信任”上予以重点考察。所谓权为民所赋，针对一个官员的复出，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信不信任，理应有很大的决定权，尤其是针对逯军这样伤害过群众的问题官员，职能部门在重新启用其时，特别要照顾公众感受和社会舆论，否则，很容易变得名不正言不顺，其公仆形象也会于无形中遗失殆尽。

　　说到底，一些官员能不明不白地复出，关键在于现有的问责制度太过低调，低调得让一些官员忽视其存在。因此，问责不但要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问责，还要在法律责任的指引下问责，即问责制应是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双重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同时更要积极建立问责制与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之间的衔接，构成全流程的追责。很明显，要落实这些，首先就要将这一流程应该置于阳光底下，要让社会公众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