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生猛海鲜”，领中国商业之先

　　名人会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谢美玲

　　粤商之称雄全国，古已有之，而自近现代以来，更是“猛人”辈出，足迹远及海外。本期“岭南再发现·名家对话”的话题，就聚焦在“粤商”这个群体的生长路径和生存法则，兼及岭南文化对商业文明的滋养。

　　粤商由来：明朝中叶起得益于商品增加

　　珠三角继长三角之后进入大开发时期，成为新的经济核心区

　　陈扬：一谈到粤商，我们好像知道很多，因为我们生活在广东。但是如果真想梳理一下，好像又有点模糊。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权威人士。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探讨，什么是粤商？我们讲粤商，就会涉及徽商、晋商等等。中国到底有几个商帮？

　　陈忠烈：所谓商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业集团。很多人以为自从有了商业就有商帮，其实不是，它有一个产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特别到了近现代，这个演变就更加强烈一点。

　　比如说，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但是，当时的所谓商品主要是香料、高级丝绸、瓷器、珠玉、象牙、犀角等奢侈品，而内地商业主要是国家统制物资盐、铁等。从严格意义上，上述奢侈品不能算是“商品”，国家朝贡体制管理下的海外贸易的性质也不同于标准意义上的“商业”。商人虽已有地缘分化，但并未形成“商帮”。

　　陈扬：那么后来是什么促进了商帮的形成呢？

　　陈忠烈：自唐宋以来，商人的地域分化逐渐明显，但“帮”的形成是在明朝中叶，大概在十六七世纪这一段时间。明朝的嘉靖、隆庆、万历这三个朝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全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商业化，城市经济发展，进入流通的商品主要是关乎民生的日用百货，商业资本迅速聚集，商人集团亦即所谓“帮”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岭南，珠江三角洲继长江三角洲之后也进入了大开发时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核心区域，“粤商”作为一个“帮”也崭露头角了。

　　人们常提到的商帮有五个：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粤商，也就是广东帮。其实按地缘划分的商帮还不止这些，比如还有闽商。我们列举的只是实力较强的商帮。

　　“新粤商”：本土外拓外来三大群体组成

　　很多从外省、港澳、甚至是国外来的，时间长就成了常住人口

　　陈扬：无论怎么划分，我们都发现，除了晋商之外，其他大商帮都位于沿海地区，即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在改革开放之前，历史上粤商的概念是怎样的？

　　陈忠烈：其实，粤商依托的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但里面还有分支：比较大的有潮帮，主要在韩江流域，也就是潮州府；一个是广州帮，广州府在明清两代包括十多个县，基本涵盖现在所说的大珠三角这个范畴；一个是客家帮，在梅州、河源一带。其实还不止这些，还有琼商（海南），以及广东南路高雷地区的高雷帮等。但如果说粤商，还是主要指珠三角这一带的商人，即特指广商。

　　陈扬：从现代社会的层面，一般讲的粤商又主要是什么？

　　李阳春：刚才陈老师讲的，珠三角这一带的商人从历史上就主要被称为“粤商”，而现在我们讲得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粤商。这一段时期，广东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人，很多从外省、港澳、甚至是国外来这里做生意的，时间长了以后成了常住人口了。当然，也要给他们一个归属类，他们可以被归为“新粤商”，但不能说是粤商，在前面冠一个“新”字更加合适。比如说他是湖南来的，他就是湘商，同时又是“新粤商”。广东很多浙商、闽商，他们也是双重身份。

　　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产生和不断形成的一大批广东本土的企业家，这是“新粤商”的主体，他们多数在广东本地创业发展，后来越来越多地到全国各地、甚至到海外去做生意，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一开始就去外地发展的，他们相对于老工商业者而言，是一种新粤商———新时代的粤商。恰好在这个概念上，可以把广府商人、客家商人、潮州商人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新粤商”就是由在本土发展的、本土到外面发展的和外地来广东发展的这三种商人组成的一个新的庞大群体。

　　成功因素：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诚信”

　　一般说是敢为人先、开放兼容、利达五洲、对商业信息反应快等

　　陈扬：一般来说，老百姓都觉得“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请教两位，粤商的性格、特质怎样呢？

　　陈忠烈：现在对粤商成功秘诀的评论很多，一般都说是敢为人先、开放兼容、利达五洲、对商业信息反应快等。但此类评论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

　　举个例子，安徽休宁人叶权（1522- 1578）曾游历广东，他在《游岭南记》中写道：“广城人家大小具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生意实在，不妄取暴利；他还发现，在广州，商品买回去五七天后，如果发现有问题还可以更换，不像在苏杭一带通常转身就不认账。他觉得广东人经商的诚信好过江浙，粤人是该发达的。

　　陈扬：这真是珍贵的史料。

　　陈忠烈：这样的记载还不少呢。到了清朝，很多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亨特写了一本《广州番鬼录》，描述了当时洋行与十三行做生意的情形：

　　洋行最大的生意是茶丝。那时广州没有商业法规，洋人同行商的交易但凭信用缔约。“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也无须盖印和誓证，从未发生过故意破坏合约的事件”。这种生意方式虽然原始，但不必担心茶丝数量或质量问题，“这都是由于中国商人诚实的必然结果……这些老规矩，省去我们许多麻烦”。

　　他还关注到广东民间商人的诚信，记载了一件与民间商号“义盛”有关的例子来说明粤商的诚实和公正：1822年十三行大火，铂金斯商行的约翰当时有5000匹绉纱存放在义盛，准备染色，价值5万元。当时广州还没有保险业，商人完全可趁着大火私吞存货。但在火灾次日，义盛告诉约翰说火灾绉纱只损失了84匹，而义盛为抢救绉纱，自己商号的财产全烧光了。亨特感慨地说：“粤商的诚实是任何国家的商界人士所不能相比的。”

　　性格特质：完整概括须加上“和谐感恩”

　　当然其他商帮也有这样的特质，但新粤商体现得最全面最彻底

　　李阳春：不过，除了诚信之外，粤商的性格中还有一些特质，我们在新粤商大会上的完整概括是六句话：敢为人先、务实创新、开放兼容、利通五洲、达济天下、和谐感恩，“和谐感恩”是新加上去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其他商帮也有这样的特质，但我认为还是新粤商体现得最全面最彻底。今天我想到用“生猛海鲜”四个字来形象说明。

　　生———就是从生长路径、生存法则而言，粤商是草根生长、非常坚韧的。我所接触的粤商都有非常强烈的抱负和梦想，不断地从小做到大，比如美的集团的创始人何享健，从做塑料瓶盖起家，成长为现在销售额超过一千亿的公司。现在，粤商越来越成为中华传统商业文明的传承者和现代商业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猛———不是猛虎不下山，不是猛龙不过江。很多外地“猛龙”来广东，广东的“猛龙”又往外地发展。在广东这片热土上，有一大批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既有纯正的广东人，像何享健、梁庆德、杨国强、李东生等，都是本土起家的，也同样适宜外来人创业发展，任正非、王石、王传福、张茵、丁磊等成就大业者就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还有就是“猛料”，即各个时代代表广东特色的广货，像当年的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汽车、IT产业，到现在的金融服务业、通讯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等，这就产生了很多影响全国的“猛货”。

　　海———就是带有海洋的特色，外向的性格，内生的机制。与内地商帮甚至是其他与海洋有关的浙商、闽商相比，粤商都更具有国际视野，更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因为广东连接港澳，面向大海，对外来信息和文化影响的敏感度更加直接和强烈。

　　鲜———就是不断有新鲜的创意，创新的动力特别强烈。例如最近省政府颁给王传福3000万元，就是因为他不断进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取得巨大成功。15年间，他建立的电池制造、手机配套、电子代工、汽车等高端制造业和多个产业链集群，产值超过400亿，完成了代工向自主品牌、新能源产业的飞跃。2010年，比亚迪超越苹果、亚马逊名列美国《商业周刊》年度全球科技企业100强第一位，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科技百强当中拔得头筹。

　　社会责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支持公益

　　如果企业做不好，员工收入提不高，却有钱去捐赠，这可说是“做秀”

　　陈扬：粤商除了会做生意、会赚钱之外，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都有哪些作为？

　　李阳春：商人最大的社会责任，恰恰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如果企业做不好，员工工作条件差，收入提不高，却又有钱去捐赠，这可以说是“做秀”。我认为粤商是中国商帮中最具有社会责任的。试问，哪一个商帮能吸纳这么多劳动力？为二三千万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就是这三十年来粤商对全国做的最大贡献。全国占80%以上的新生劳动力都是在民营企业里产生，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这当中广东的企业首屈一指。

　　而且，在历次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粤商也最慷慨。我就举两个例子，2008年汶川地震，广东各界捐往灾区的物资占全国十分之一，当然这跟整个经济实力也是相匹配的。其中，我们省工商联发动的民营企业就捐了7亿多。去年6·30的“扶贫济困日”，全省共捐30个亿，民营企业就捐了17亿。

　　陈扬：传统历史上，关于粤商在社会责任、公益慈善方面的承担，陈老师有什么例子？

　　陈忠烈：其实在中国儒家文化里，是鄙视商业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但粤商的文化素养比较高，儒家思想中仁厚、慈善等文化素养在商人身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地方的教育、医疗、赈灾、慈善、地方建设、水利等事业。

　　比如说乙卯（1915年）珠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三角洲所有堤围几乎全部溃决，受灾人口379万人，死伤10余万人，广州市水淹7天。救灾一方面靠民国政府，另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靠广东商人。商人不仅自己捐，还发动全球各个商会捐钱救灾。

　　另外，在慈善方面，我觉得在广东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香港的东华三院， 1870年创立，原本是一个庙宇，商人和士绅在那里聚会，处理商业纠纷，后来发展为三间慈善医院，很多资金都是靠商人募捐的。现在东华三院还在运作，是香港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能够维持这么久的慈善事业运作，这是唯一案例。

　　转型经历：几大阶段引领中国商业之先

　　先施公司首创明标价、开发票、员工休假、用女工、时装秀等做法

　　陈扬：自古以来，粤商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对机会的敏感性都很明显，现在回顾一下，在历史的变化转型当中，粤商对于社会转型的反应怎么样？

　　陈忠烈：经商一定要把握先机。广东经济的转型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明中叶那一次，除了得益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外，还有一个大的机缘就是珠三角的开发。宋元以来很多移民来到珠三角，起初开发过程比较慢，但到了明代就明显加快了。广东商人乘着全国商业发展那股风，不仅参与珠三角开发，大片土地增值，而且推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化，走向市场。还改善了海外贸易的性质和规模，海洋经济化的影响也相当大。顺德人龙廷槐统计过广东当时的商业情况，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例：南海有60%人涉足商业，顺德有40%，最低是清远也有10%，这还只是参与经商的，不包括经营手工业的。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关闭了其他几个海关，仅留下广州一口通商，广东商人又把握先机，珠三角更加飞速发展，商人和商业资本投入沙田的大规模开发和桑基鱼塘系统的普及，加速了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到咸丰年间，顺德“废稻树桑”，那边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的稻作了，农田都变成鱼塘，生产全部商业化，同国际市场挂钩。

　　到了民国，广东商业又迎来一个重要转机。原本封建国家统治下的商业，进入现代商业化过程，商业开始专门化，广东人马上依时而变，有几个事例值得一讲：

　　在中国，最早实行公司模式的就是粤商。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出现四幢西式建筑：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这些都是中山籍商人最先从国外引进的商业公司化经营模式（除了新新外，都从香港向内地发展）。马应彪创立的先施公司，首创明标价、开发票、员工休假、用女工、时装秀等做法，马应彪被尊称为“中国百货公司之父”。郭乐创立永安，又实行产、供、销、服务一体化，运用回扣、让利等促销手段，并利用报纸、电台、娱乐等现代化传播方式来组织商业攻势。这些经营理念都是由广东商人首先引进并发展起来的，为中国人树立了商业现代化经营的榜样。

　　产业升级：积极参与双转移和就地升级

　　比如陶瓷行业很多企业将整个产业链转移走，但总部还在佛山

　　陈扬：这真是岭南文化新发现，一段很重要的历史。现在我们又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广东面临的是产业升级、双转型，新粤商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李阳春：新粤商特别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广东省提出双转移战略，粤商最积极参与。一方面自己抓住机遇到外面发展，比如陶瓷行业很多企业都是雁阵转移，将整个产业链转移走，但总部还在佛山。另外一种转型是就地升级，广东有五百个专业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业一镇的有130多个，他们创造了很重要的转型经验———就地产业升级。

　　比较典型的就是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那里户籍人口仅7.3万，却聚集了7200多家企业、30万人从事皮革皮具业，每年生产6亿件皮具，销往全球136个国家和地区。狮岭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了奇迹般的逆市飘红，在2008年增长30.12%的基础上，2009年继续增长了22.97%，2010年1月至9月，全镇皮具箱包类出口增长55．16％。目前，狮岭镇皮具产业年产值超过180亿元，占全国箱包市场50％以上，占欧洲中低箱包市场60％以上。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皮具产业受到强烈冲击，当时有让企业外迁和就地升级两种思路。狮岭以就地提升思路实现了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由个体经营向联盟经营的“三大跨越”，实现了由“家庭作坊”到“皮革皮具一条街”，再到“工业园区”和“专业市场”并存的“三级跳”。

　　还有企业本身的转型，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有中山一个民营企业“明阳风电”，从2006年3000万元起步，4年达到60亿元资本规模，在我国首推风电EPC运营维护总包项目，提供包括风资源分析、微观选址、工程技术服务、运行维护等整体解决方案，2010年10月1日，明阳风电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