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质斌：中原八年创伟业 高风懿德励后人

　　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今年是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老首长任质斌同志诞辰90周年。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格外怀念这位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过杰出贡献、德高望重的革命先辈。

　　任质斌是山东即墨人，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先后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代理主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秘书长、社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等职，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他在中原地区战斗和生活了8年，先后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亦称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纵队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五师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原8年的艰苦岁月里，任质斌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并肩作战、患难与共，为夺取中原抗战及其随后反内战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追求真理，坚持发展，顾全大局，热爱人民，谦虚谨慎。他以非凡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一）

　　抗日战争时期，任质斌与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一道，共同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开辟了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赢得中原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等重大战略决策，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并派遣大批军政干部进入中原。1939年4月，任质斌结束了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奔赴中原抗日前线。5月，到达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机关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任质斌到达竹沟之时，正值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不久，中原地区的形势异常严峻。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纷纷退往山地，以图保存实力；日军则调遣重兵构筑防御体系，使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密度一度达到沦陷区之最；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既弱小、又分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深入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成为当务之急。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中原局已于1939年1月派遣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挺进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发动和组织中原敌后游击战争。

　　任质斌刚到竹沟，心就飞向了敌后战场。他诚恳地向组织表示：不留在竹沟，到最基层去工作。根据他的请求，组织上决定他以区党委特派员身份，前往信（阳）南四望山地区，指导中共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的工作。任质斌到达四望山不久，即任豫鄂边地委书记，开展了颇富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开办党训班，传授党的抗战政策，培训敌后游击战争骨干。特别是不失时机地将信阳挺进队和我党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七十七军工作团两支武装统一起来，整编成立了信阳第三团队，并亲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是党在豫鄂边地区较早组织的骨干武装之一，它在此后边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力量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8月，任质斌奉调回到竹沟，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9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再次从延安抵达竹沟，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加剧的反共磨擦，作出了应对突发事变以及发展武汉外围敌后地区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任质斌认真参与制定方案，积极贯彻落实这一部署。他与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于10月率边区党委机关及一部干部战士共600余人撤离竹沟，向鄂中敌后挺进，从而避免了在随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竹沟惨案”中遭受更大的损失。为统一党的领导，建立党领导的骨干武装，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建立了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管理豫南、鄂中、鄂东地区党的组织，并将这三个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时，组成了统一领导全边区党政军工作的边区军政委员会。1940年1月，这一组建完毕。朱理治任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政治委员、纵队委员会书记，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陈少敏任边区党委代理书记。任质斌任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还分别任边区军政委员会、纵队委员会和边区党委委员。从此，任质斌成为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层的重要成员。

　　在统一边区党的领导、创建党领导的骨干武装的过程中，任质斌与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等，从一开始就格外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在任质斌的主持下，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设立了组织、宣传、锄奸、民运、联络、敌军工作等科，不久都分别改为部。并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按照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原则，在各团队建立政治处及党的总支、分总支和支部，积极在战士中发展党员，使支部逐渐成为连队的战斗堡垒。在大队（营）、中队（连）和分队（排），也配备了政治特派员，建立了有关组织，把政治工作做到每个党员、战士和连队的各项活动之中。在任质斌等的组织领导下，纵队创办了《挺进报》、《挺进》杂志，组建了宣传队，并经常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政策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这些工作，为边区和部队尔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1940年3月，奉中央之命朱理治赴延安工作，任质斌代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纵队委员会书记。在此后近1年的时间里，任质斌全面主持豫鄂边区工作。他与边区其他领导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在发展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的政治建设，使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迅速发展壮大。他与李先念一起，指挥部队积极向平汉路以东发展，并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第一次在鄂东建立了指挥阵地。随后，又率纵队主力回师鄂中，直指白兆山，继之进军京山南山，发展襄（河）西，开辟天（门）西，使边区敌后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发展的过程中，任质斌坚持边发展、边巩固“两手抓”的方针，使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针对部队少数干部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和骄傲妄为、贪污腐化等现象，1940年5月9日，任质斌在黄陂姚家山向部分干部作了《开展干部中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的报告。报告紧密结合边区斗争的实际，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在干部中适时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必须系统加强干部教育、必须健全党的生活等“六个必须”的斗争目标。这篇报告，对豫鄂边区党和部队政治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8月1日，任质斌又在安陆彭家祠堂主持召开军政干部大会，认真总结纵队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任质斌再次发表了反对不良倾向的讲话，并对个别中高级干部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会议还根据任质斌的意见，向各团队发出了《关于开展干部中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全体干部认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自身存在的不良倾向切实加以克服。这次军政干部大会是豫鄂边区的党和军队从组织上统一以后，进而真正从思想上达到统一的重要标志。它开创了边区党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崭新局面，为此后边区根据地和部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定基础。这亦是任质斌对五师部队和边区根据地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统一整编华中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第五师。1941年2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李先念任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被任命为第五师政治部主任。7月18日，中央军委又任命任质斌为第五师代理政治委员，仍兼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到1943年初，任质斌作为五师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又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切实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应对“皖南事变”后边区骤然严峻的斗争形势，五师组建伊始，任质斌就积极筹划、于1941年6月16日在随（县）南九口堰召开了五师政治工作会议。这是边区政治工作中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紧密结合边区斗争的实际，认真总结了以往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以“把新四军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的正规化部队”为总尺度，对部队中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干部工作、克服非战斗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以及锄奸工作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具体任务；并进一步强调了改进作风、反对不良倾向、严正党纪军纪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将五师部队的巩固工作和正规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会议之后，五师成立了以任质斌兼任书记的党务委员会，强化了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与监察；同时还成立了以他兼任书记、有旅以上军政干部参加的连队研究委员会。在任质斌的主持下，五师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健全，各项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级干部政治责任感大为加强，深入连队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与此同时，五师的干部培养工作也呈现了崭新的局面。1942年2月15日，在抗大十分校正式开学之际，任质斌特地撰写并发表了《边区青年解放的先声》一文，指出“抗大十分校的开办，已经造成了豫鄂皖边区青年解放的先声”，勉励“边区的青年在抗战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在此期间，任质斌与李先念还指挥五师进一步作战略展开，分别于1941年9月决定派部队发展鄂皖边；10月确定加紧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并于12月至1942年2月举行了侏儒山战役，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约5000人和日军200余人，俘伪军950余人，击溃伪定国军第二师等部1000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和川汉沔根据地的开辟，意义重大。

　　1942年4月下旬至12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调集10万之众，对豫鄂边区发动了持续8个月的反共高潮，日伪军也乘机加紧“扫荡”、“清乡”，加上1940年和1941年连续两年旱灾使边区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豫鄂边区经受了风狂雨暴的严峻考验。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任质斌与李先念、陈少敏等，沉着应对，制定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正确方针。他们广泛发动、紧紧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分别以五师和边区党委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当前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全民动员，呼吁停止祸国殃民内战》、《关于猛烈展开群众战争动员的指示》、《关于紧急动员边区民众打退反共高潮》等一系列电令、训令。同时，他们要求各部加强统战工作与敌伪工作，注意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及敌顽矛盾，粉碎敌顽对我夹击的阴谋。五师部队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积极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组织部队“分班生产、分班战斗”，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秋收时节，号召群众与部队一起“打垮敌伪‘扫荡’保卫秋收”、“打走反动派，不让抢走一粒粮”。这样，使敌伪军和顽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任质斌同李先念还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果断进行指挥体制、领导机构、组织形式上的改革与调整，在全边区组建了5个军分区，使五师部队更加适应艰苦斗争的环境，既能“撒得开”、又能“收得拢”。他与李先念指挥部队巧妙地与敌周旋，适时派兵一部挺进鄂南，开辟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礼（山）北战斗，取得歼灭顽保四旅旅部及2个团、3个中队，生俘顽旅长的重大胜利。以1942年12月16日粉碎日伪军14路万人大“扫荡”为标志，边区军民终于度过了这段最艰难的岁月。

　　进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有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各战略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1943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改任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少敏改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会议同时讨论了鄂豫边区下阶段的斗争方针。在这次会议上，任质斌带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在确定边区斗争方针的问题上，更是发挥了核心作用。由于五师部队迅猛发展，地方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因此，在会议开初，对于边区1943年是强调巩固还是强调发展的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任质斌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发言。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具体分析了鄂豫边区斗争的实际，指出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求生存、求巩固，才能应付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发言使与会同地深受启发，有的同志甚至感觉“恍然大悟”。这次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作出了加快发展、“一切服从战争”的正确决策和部署。会后，任质斌竭尽心力贯彻会议精神。在政治工作中，他加强了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内容，通过编发《干部阶级教育提纲》和供战士阅读的《反内战反法西斯读本》等政治读物，开展“突击教育月”活动，向指战员们宣传新形势和新任务。他还主持师政治部适时组织“战时整顿三风”的学习，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广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在全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学习突击年活动。在军事工作中，他积极协助李先念，谋划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力图改变五师与兄弟部队相隔离、孤悬敌后的不利局面。1943年6月，他亲率五师主力一部奔赴鄂东浠水开拓局面，取得了白石山歼灭顽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在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1943年五师和鄂豫边区获得了空前大发展，五师部队开辟了赣北，发展了襄南，恢复了襄西，挺进洞庭湖滨，使活动地区扩大到了51个县，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部队也发展到近4万人。

　　1943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加强了边区的领导力量。此时适逢中央部署整风和审干工作。任质斌在郑位三、李先念和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边区整风和审干工作，并兼任边区总学习委员会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方针，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正确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边区不搞“逼供信”，没有伤害同志，使边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得以健康顺利地进行，也为五师部队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发展的指示。7月，鄂豫边区党委研究发展河南问题，由于当时处于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况，会议最后决定边区继续贯彻“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只派部分兵力向河南敌后进军。尔后，李先念以灵活的策略采取少量、多次增兵河南的办法，实施对河南的发展。任质斌则主动请缨，亲自赶赴河南敌后抗日前线，挑起兼任河南工委书记和河南挺进兵团政委的领导重担。在兵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他积极开拓局面，大力发展武装，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开辟了豫中和豫中南两块较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可喜成绩。此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命令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湘粤，开辟以衡山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师和鄂豫边区根据中央决策，把迎接与协助三五九旅南下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任质斌奉命精心细致地安排了先行迎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活动。1945年1月中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即与河南挺进兵团胜利会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大悟山之后，鄂豫边区党委于1945年2月确定了“以发展为主”的方针，并决定配合南下支队发展鄂南。4月，任质斌又率河南挺进兵团进至豫西南，继而向随北挺进，恢复了四望山根据地。

　　在抗战胜利之际，任质斌还出色地组织领导了鄂豫边区最大、亦是当时全国范围内较大和较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即河南国民党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耀德（程道荣）及所部5000余人的起义。在这一重大行动中，任质斌精心运筹，周密部署，果断处置，使起义工作圆满成功。这次行动不仅壮大了五师部队的力量，也从政治上表明国民党企图内战不得人心。对于这次行动，中共中央曾致电五师称赞：“你们争取程道荣部队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由涓涓细流发展成5万雄师，还在其根据地组建了30万民兵，是新四军各师中人数最多的部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地区，拥有人口1300余万，连同游击区全边区人口约2000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地域最广的一块根据地。任质斌是这个重要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五师和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以卓越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才能，崇高的革命品格，赢得了五师指战员与边区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二）

　　解放战争初期，任质斌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与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等，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顾全大局，顽强拼搏，为赢得中原战略坚持、中原突围战役，以及发动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鄂西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又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迅速弥漫起内战的阴霾。国民党蒋介石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积极调兵遣将，图谋发动新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和平，与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前途的较量中，中原地区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关注的焦点。

　　面对新的形势，时任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与李先念师长兼政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清醒认识。他们认为：抗战胜利后，兄弟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和平环境，但中原解放区则不能，必须尽早着手反内战的准备工作，迅速组织五师部队实行由分散到集中、由应对游击战到应对正规战的战略转变。他们的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从1945年8月下旬开始，任质斌协助李先念，着手汇集和整编部队，经过近1个月紧张工作，这一任务圆满完成。五师组建了拥有2万余人的野战军，另有3万余人的地方军，任质斌兼任五师野战军政治委员。与此同时，他和李先念还抓紧对部队进行了政治和军事整训，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增强应对内战的能力。

　　为加强中原地区我党力量，1945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由豫南下，与新四军五师会合。10月24日，三大主力及王定烈率领的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在随县、枣阳、桐柏、唐河4县交界地区胜利会合。经中共中央10月30日批准，于11月上旬整编，组成了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全军区共6万余人。同时在原鄂豫皖中央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代理书记的中原局。任质斌被任命为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在中原军区正式组建之前，李先念、任质斌为反击国民党军对我根据地的大肆进攻，开辟反内战基地，配合全国斗争，经报请中央同意，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任质斌和李先念率领五师野战军连续作战半个多月，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等县城，控制了桐柏山大片地区，为“三大主力”会师中原开辟了基地。中原军区组建后，任质斌又参与指挥了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又歼敌5000余人。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中原军区部队恪守停战令，以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为中心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军却大肆向中原军区部队进攻，不断蚕食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由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原部队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解放区内人心浮动。值此危难关头，任质斌于1月底领受重命，以中原军区少将副参谋长和中原军区谈判代表的身份，辗转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受到刘少奇、任弼时的亲切接见。2月上旬，他又返回宣化店，及时将中央指示向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从而使中原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目标，坚定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1946年3月，任质斌受命担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仍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从这时到1946年6月中原突围之前，他胸怀全局，认真细致，兢兢业业，开展了大量复杂繁琐的工作，为当时全国解放区7个战略区之一的中原军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战略坚持重任，为中原部队作好应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各项准备，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是主持部队的复员工作。尽管任质斌自己在思想上也十分留恋亲手培养起来的部队，留恋战士们熟悉的面孔，但他仍以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全局观念，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复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原部队复员了8000余人，此后又陆续复员了2000余人，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原部队供给困难，也使部队得到精干。二是与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少敏一起，负责组织转移干部。为了更好地保存经过抗日战争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党政干部，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通过多种途径将一批干部秘密转移到兄弟解放区。任质斌与陈少敏具体负责此项任务，他们以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想方设法，认真组织，精心安排，成功地将一大批干部安全转移到了兄弟解放区，为党保存在一批宝贵财富。三是协助李先念领导了部队的整编工作。为适应斗争形势，1946年3月上旬，中原军区将全军区部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编。为使李先念在突围前的紧张时刻集中精力考虑全盘工作，任质斌担负了大量具体任务，他耐心细致、缜密周详地考虑整编工作的每个环节，坦诚地与干部交心谈心，合理地调配干部，使整编工作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特别是他与李先念一起，以博大的胸怀，作出将原五师十四旅撤消的决定，将所属3个团成建制地补充给以原八路军河南军区为主组建的第一纵队；并抽调原五师部队，充实三五九旅的战斗力量。他们的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崇高的革命品格，赢得了中原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普遍赞誉。四是以“中原军区副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与美蒋代表的谈判斗争。中原地区的谈判斗争，是中原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质斌参与了一些谈判工作。在谈判斗争中，他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申明中原我军的和平立场，揭露国民党军破坏和平的罪行。他以凛然的正气和睿智机敏的口才，将国民党代表驳斥得理屈词穷，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同时亦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在此期间，作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任质斌还亲自领导了该纵队的各项政治、军事斗争。同时，他还参与了1946年3月和5月董必武、周恩来先后赴宣化店视察的有关工作，聆听了周恩来、董必武对中原部队的重要指示。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完成其内战部署后，决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率30万大军，于“6月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7月1日发动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部队。面对严峻形势，任质斌与郑位三、李先念等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共同作出了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战略部署，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与赞许。6月26日，当国民党军兵分4路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之时，中原军区部队巧妙实施突围计划，分路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任质斌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统率由中原局、中原军区及第二纵队首脑机关组成的北路军，越平汉铁路，过豫西南平原，跨丹江天险，血战南化塘、鲍鱼岭，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5道封锁线，一路斩关夺隘，大军直指陕南。在整个中原突围战役过程中，任质斌不仅亲自指挥了第二纵队的战役行动，而且参与了关系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指挥。尤其是作为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他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和中原局作出的指示和决策，教育、鼓励广大指战员振奋精神，团结友爱，共同奋斗，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伟大使命。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具体指挥下，中原军区5万健儿英勇奋战，冲破了国民党30余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不仅胜利实现了千里战略转移，保存了80%以上的军力，而且牵制了国民党32个旅的兵力，并予敌以重大杀伤。中原突围战役，胜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打响了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一枪。中原突围的胜利，凝聚了中原军区广大指战员的鲜血和汗水，同时也包含着任质斌作为高级指挥员的一份特殊贡献。

　　中原突围战役胜利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发展，对中原军区部队战略转移的终点作出了新的决断，指示中原部队停止北上陕甘宁边区的原定计划，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创立根据地，继续在外线牵制敌人。为贯彻中央指示，1946年7月23日，中原局在陕西商南白鲁础召开会议，作出了北路军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24日，中原局鉴于郑位三、陈少敏等健康原因，决定他们离队休养，择机前往延安，并确定由任质斌协助李先念全面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工作。经过1个月的长途征战，此时任质斌的健康状况也很差，并经常咳血。但是，他以大局为重，毅然担负重任，以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投入了工作。

　　在创建根据地开初，任质斌和李先念认真听取陕南党和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等的意见，根据陕南地区斗争的实际，首先作出了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合编，初步划分几个军分区、将中原部队分散进入指定地点开展工作等部署，使中原部队迅速在陕南立足。同时，他们还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中央部署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展开适当的策应行动，暂时缓解中原军区部队的压力，造成打开根据地局面的有利形势。他们的这一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8月中旬，李先念由于劳累过度胃病复发，到群众家中隐蔽休息，任质斌在文建武的协助下主持工作。他积极联络分散行动的各支部队，适时调整划分各部活动区域，对各部行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鉴于陕南山大人稀，给养困难的实际，他以战略眼光提出了各部应提早筹措被服给养的问题，号召各支部队在秋冬来临之前解决被服给养问题，并提出了发动群众、捕捉恶霸、劫获敌人资财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各项条件日臻成熟。8月下旬，李先念从民间返回部队，任质斌即与李先念一起，对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行了精心运筹。8月22日，中原局向北路军各部发出了《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斗争》的重要指示。这篇由任质斌起草、李先念审定的指示，从创造根据地的条件、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培植地方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筹集给养、干部配备使用等诸多方面，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方针和原则。该指示几乎涉及到了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既具有浓郁的理论气息，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先念、任质斌把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同解放战争初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积极而富有创见的思考。这篇指示，成为指导豫鄂陕根据地创建工作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李先念、任质斌的正确部署和具体领导下，豫鄂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路突围部队和江汉军区部队在鄂西北地区也展开了根据地的创建行动；鄂东独二旅部队也在大别山等地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烽火。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从1946年9月开始，国民党军调集兵力开始对我根据地展开“清剿”行动。任质斌与李先念一道，指挥中原部队各部展开了反“清剿”行动，先后发出了《反“清剿”部署》、《关于在反“清剿”的同时应进行创建根据地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他们的部署和指挥下，中原军区部队又夺取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到9月中旬，豫鄂陕根据地就建立了4个军分区、14个县工委、30多个区乡级政权，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9月24日，李先念与任质斌组织召开了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大会，这标志着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业已完成。与此同时，鄂西北根据地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党政军组织，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局面亦已形成。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和步入正轨之后，李先念、任质斌根据中央指示，由关中地下党掩护，于1946年10月下旬辗转到达延安。

　　从1946年6月下旬至9月下旬，任质斌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并协助李先念指挥中原部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对于中原军区此间3个月的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曾给予了高度评价。194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中原局的电示中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0月1日，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党内《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着更大的作用。”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评价，是对中原军区部队这一时期战斗业绩的最有力的肯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包括对任质斌这段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

　　李先念、任质斌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任质斌还着重向毛泽东汇报了对解放战争新形势下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几点新认识，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1946年11月，鉴于中原局大部分领导同志已先后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将中原局、中原军区指挥机关设在延安。任质斌作为李先念的主要助手，继续参与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的各路部队。他们把中原部队的行动放在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加以考察，指挥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部队接连打退国民党军的“清剿”，并重组大洪山、桐柏山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兄弟解放区军民的对敌斗争，特别是为延缓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1月，豫鄂陕根据地斗争形势恶化。为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力量，任质斌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返回陕南。2月初，他携夫人和极少数警卫人员，带电台一部，从延安渡黄河到晋绥军区，拟从晋绥渡黄河到达豫鄂陕边区。后因此间中央决定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休整，任质斌重回陕南的计划未能成行。尽管如此，但任质斌的这一决定仍表现出了革命者非凡的勇气。

　　1947年4月，任质斌奉命到达晋城，与先期抵达的豫鄂陕军区部队会合。作为最早到达晋城的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任质斌深入部队，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积极鼓励指战员们振作精神，昂扬斗志，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他发现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较为严重的思想问题后，及时向中原局报告情况，并建议召开高级干部会，统一思想，重振斗志。郑位三到达晋城后，他们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召开高干会议的建议。5月29日，中原局在晋城开始举行高干会议。任质斌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认真回顾了中原部队突围前后的斗争历程，总结了中原部队的成功与不足，分析了各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再鼓干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伟大斗争。但是，由于高干会议组织上的不足，这次会议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晋城高干会议期间，豫鄂陕军区部队进行了补充、组训和整编，后于1947年7月下旬被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并于8月5日由李先念率领从晋城挥师南下，投入反攻中原的战斗行列。任质斌因健康原因留晋城休养。1948年初，他奉调到山东。从此，任质斌离开了他深深眷恋、战斗和生活了8年的中原地区，投入了新的工作。在解放战争初期两年多的岁月里，他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热血。

　　（三）

　　任质斌在中原8年的战斗历程，是他66年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精彩阶段。它充分展现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的坚强党性、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同时，中原8年创伟业的任质斌，也为我们树立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历史楷模。

　　任质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从此将全部身心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在斗争中执著追求真理，在战火中刻苦磨炼意志。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他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日伪的残酷“扫荡”与“清乡”、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和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指战员们认识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用党中央、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激励大家坚定胜利的信心。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部队坚持豫鄂陕根据地斗争最困难的时刻，他用全国战场胜利的形势鼓舞指战员们的斗志；他甚至冒着牺牲的危险，主动请缨赴陕南领导那里的斗争。在中原8年的艰难岁月里，任质斌凭着坚定的信念，胼手胝足，忘我工作，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任质斌具有坚持发展、“对发展一点不想放松”的进取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已故会长叶飞，生前曾经指出：“在新四军各师中，五师发展最快，人数发展最多，有5万多人，应该研究，总结经验。”1943年，中共中央华中局亦曾赞誉新四军第五师“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壮大，同李先念、任质斌等坚持发展、锐意进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五师建军前，为了创建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李先念、任质斌等认真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统战工作，迅速实现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的飞跃。五师建军后，他们更是抓住一切机会，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坚持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寻求发展，使五师部队和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1943年，任质斌认真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力主抓住机遇大发展，为会议作出“一切服从战争”的发展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后不久，他还亲率部队向鄂东地区发展，力图打通五师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以改变五师孤悬敌后的局面。正如李先念当年所说的那样，任质斌“对发展一点不想放松”。也正是由于李先念、任质斌等坚持发展、开拓进取，新四军第五师才能由开初的零散弱小武装发展成5万雄师的劲旅，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才能形成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辽阔区域。抗日战争胜利后组成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成为解放战争初期全国7个战略区之一，也是与五师及其根据地不断发展分不开的。

　　任质斌具有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坦荡胸怀。他襟怀宽广，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于斗争。在新四军第五师建军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部队中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他大胆批评，果断处置，使五师部队沿着政治建军的正确方向不断巩固发展。在中原突围前后的斗争中，他和李先念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顾全大局，舍弃小我，为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而战。先是放弃汇入兄弟解放区图存发展的良机，孤军坚守中原10个多月，牵制了国民党30万大军，为兄弟解放区作好反内战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原突围后又放弃进入陕甘宁等解放区休养生息的原定计划，在豫鄂陕、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继续牵制敌人，以中原部队自己的牺牲，换来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

　　任质斌具有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的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任质斌牢记党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中原8年，他与李先念等率领部队，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抗战时期，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全民族抗战，共同保卫家园。在1942年风狂雨暴的8个月里，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一面组织部队“分班生产”、“保卫秋收”。蒋家楼子会议后，边区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为完成战争动员任务，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五师部队的支援。任质斌又同李先念决定五师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并确定1943年5月为“拥政爱民月”，从而使边区军政、军民更加亲密团结。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战略坚持阶段，面对国民党军严酷的经济封锁，中原部队给养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中原部队打渔摸虾，生产自救，任质斌等带头开荒种地，甚至以野菜、草根充饥。中原突围过程中，任质斌亲自起草和颁布纪律，使突围部队努力做到秋毫无犯。

　　任质斌具有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高贵品质。在中原8年的战斗岁月中，任质斌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别无所求。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奋踏实地工作，从不计较名利地位的得失，不居功，不诿过。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全面主持边区的工作，曾有“最后拍板权”；也曾只担任过挺进纵队和师政治部主任。但他能上能下，毫不影响革命工作。他积极维护李先念的正确领导，在代理师政治委员期间，曾再三向党中央提议由李先念兼任师政治委员，并恳请“上级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先勿将如何安排我的职位问题也一并考虑在内”，还表示“个人工作怎么都好”。当党中央确定在边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由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之后，他又带头与边区党委其他成员一起联名致电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任质斌对待上级如此，对待下级亦然。他联系群众，爱护干部，尊重人才，诚恳帮助同志，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他的这种崇高品格，赢得了五师和中原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普遍赞誉。

　　任质斌同志在中原地区8年的光辉实践，为我们展示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丰采。这在全党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今天，尤其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它激励着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李少瑜、何光耀、彭剑青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