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者，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应该受到全国人民永恒的纪念。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我，时逢这位一代伟人的九十诞辰纪念，不能不引起过去年代的几点回忆。

　　1910年，我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由彭素民同志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我回到江西，参加了九江、南昌起义。后来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那时模仿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全国举行国会和省议会选举，我就被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接着袁世凯破坏约法、暗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免除南方五省督军等危害民国的罪行不断发生。于是江西省议会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推举李烈钧为总司令。通电讨袁。同时南京各处相继响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二次革命”，又叫做“赣宁之役”。由于辛亥革命后，许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混进了国民党，党的革命精神从此削弱了，加以国民党内的上层人物意见分歧，没有同意先生亲自前往南京主持军事的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中山先生及其他重要党人相继离国，亡命日本。我也被袁政府列名通缉，从上海逃到东京。在那里，我第一次会见了中山先生。时间是在1913年冬，地点在头山满宅。那时由于国内袁氏的凶焰熏天，革命武力全归乌有。国民党内部，包括一部分领导人，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纷纷动摇。有些人竟在此时脱离了革命，汪精卫即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东京的亡命客中，也有不少人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甚至号称英勇的黄兴先生也主张持重缓进，不赞成重新组党。中山先生第一次接见我们，便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消极的观念。力主积极进行，中山先生并明确指出：“我料袁世凯不出几年就要做皇帝，我们应该赶快组党，准备袁一称帝，即申罪致讨，要使他的皇帝梦做不成、坐不稳，否则就会带给革命事业以很大的困难”。这一次的谈话，更有力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加强了我们对革命前进的信心。

　　此后，我们时常去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恳切地对我们说：在南京的时候，他就知道袁世凯是不会忠于民国的，他并不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可是，就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不支持他，连汪精卫都说，我们如不让位，别人就会说我们争权夺利。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轻易地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去了。中山先生曾沉痛地对我们说：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今后要重新来过。那时他正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看到我们到来很高兴，勉励我们继续努力，重整旗鼓。他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便和其他几位从江西来的同盟会的同志一起，在中山先生的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据我所知，第一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只有一百多人。有一部分采取观望的留在东京的旧国民党军人，借口不愿盖手印，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我记得在头山满宅谒见他时，他住的只是几间很小的日本式房子，书房里图书很多，特别是英文的报刊。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

　　中山先生自奉甚为俭约。在东京的时候过着革命流亡者的生活，不用多说了。就是后来回国担任大元帅职务时，也依然如故。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海外华侨，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侨工，一点一滴，铢极寸累，捐了很多钱来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他都交给负责掌管经费的同志，无论自己如何困难，从不轻动一文。他逝世时，给夫人的遗嘱中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身后除书籍外，别无长物。这种俭朴的廉洁的风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是很少见的。

　　中山先生平易近人，他经常与党内同志和青年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广州任大元帅时，策划北伐军政工作很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仍然可以常去见他。当时我们还年轻，凡有所闻、所见、所感，往往在先生面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总是耐心倾听。说得对的地方即加以采纳；说得不对的，即随时加以解释。从无疾言厉色。这种民主作风，是革命领导者不可缺少的品格。

　　中山先生也很注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从不狭隘地计较一党一人的恩怨。有些过去反对他的人，只要一旦表示倾向革命，他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加以接纳。例如，1922年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这时革命军已经进入赣南，我和几个江西同志听说先生已经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谢原是进步党的一个负责人，在我们讨袁失败以后，他曾带头连名检举我们，上书袁世凯下令通缉，并且占用了原国民党党部作为进步党的党部。所以我们听说内定他为江西省长的消息，就去见先生。我们向先生说：“谢是进步党，先生知道吗？”先生回答说：“知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党。”我们再把谢在江西的反动事实告诉先生，先生考虑了一下回答我们说：“我发表你们去当省长好不好，可惜江西人都不知道你们，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我们听了这番解释以后，都佩服先生的高明，用今天的话来说，先生是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道理的。再如1922年公然叛变的陈炯明，曾率部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欲将中山先生置之于死地。当时中山先生避于黄埔的永丰兵舰上。我曾赶到这个舰上向中山先生报告赣南军情，先生当将他的手令交我送达前线，班师回粤讨逆。像陈炯明这个罪大恶极的分子，在我们看来是十恶不赦的。后来，有人向中山先生缓颊，中山先生说，只要他真诚悔过，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其豁达大度有如此者。因为这样，就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从抗拒革命变为拥护革命。

　　说到革命的原则问题，中山先生是从不含糊迁就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中山先生开始联共的时候，国民党广东省支部的几个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山先生，表示反对。中山先生在信上加了详细的眉批，严厉地批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怀疑，并说明只有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才能进行中国的革命。他对三大政策的执行是深信不疑的。他甚至毅然决然地对一些顽固分子说：“你们如再反对，我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好了。”

　　中山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思想不断随着时代前进。特别是他的晚年，更达到了最光辉的高峰。

　　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这些追随过他的人，始终如一地向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理想变为现实，而且超过了。但是有不少人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就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以致今日困处台湾，随人俯仰，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极端错误而危险的。我希望他们在这纪念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能够重温一遍先生的遗教，响应祖国“爱国一家”的号召，争取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他们报效国家和挽救自己的唯一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