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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巴:苏东坡的东坡情结
发布时间:2017-08-30 08:54:29来源:湖北省反邪教协会进入电子报

  2005年夏,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来汉参加“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来华)创业成果汇报暨高新技术项目洽谈会”,这个会是在郭东坡主任的支持下,于2001年首次安排在湖北召开,以后又定点在湖北举办的每年一次的世界性会议,当时笔者为简单显目好记,就将这个会简称为“华创会”。到2017年7月,“华创会”连续在湖北举办了17届,已成为一个著名品牌会议。

  在郭东坡主任第五次来汉参加“华创会”,期间,笔者负责他的接待工作,会后特地安排他和夫人去黄冈“东坡赤壁”参观,在苏东坡的塑像下,我说,今天是郭东坡来参拜苏东坡,东坡拜东坡,千古佳话多。大家欣慰地笑了。并由此对“东坡”这个名号的来由突然有了探寻一番的兴趣。

  一、“东坡”“独擅名黄州”

  当时,我大胆地问郭东坡主任:“您的这个‘东坡’名字是怎么取的?”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在我出生时,我的爷爷正好在村前东坡上收割玉米,于是就把我取名叫“东坡”了。

  然而,苏轼在人到中年以后,为何才给自己取了“东坡”这个响彻天下的名号呢?东坡先生的“东坡”在哪里?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北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生肖属鼠,祖籍河北栾城。人到中年后,45岁的苏轼才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坡仙、苏仙。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宋词四大家之一。有人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将苏轼誉为“坡仙”“词圣”。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21岁,首次随父苏洵和弟弟苏辙出川进京应试,一举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练黄)。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南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列宋四大家之一,开豪放一派,尤以代表作《念奴娇·大江东去》名传天下,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纵横恣肆,著述宏富,豪放自如,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其中的《黄州寒食诗帖》闻名于世;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然而,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的残酷打击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的人生走向低谷,但也成就了东坡的文学创作,使他在这一时期的诗词赋创作走向了巅峰。

  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古时因在御史台内外广种柏树,树上终年栖息着乌鸦,人们就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这就像古代社会称医馆为“杏林”、称优伶处为“梨园”一样。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府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对新法隐含讥讽的句子,附会新法,构成“罪状”,指控苏轼对皇上不忠,“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毁谤朝廷,谩骂新法,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其时苏轼转任湖州知州才三月就遭被捕,并押解到首都汴京。他的家被查抄,书稿被焚毁,家里“老幼儿几怖死”,且牵连到一大批人被查被参,以前凡与苏家通好者,人人自危,以致数年间都少有人敢与苏联系。苏轼戴罪狱中103日,共审讯11次,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与此同时,守旧派与革新派中的一些人对苏轼展开了营救,就连王安石本人也出面说情:“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宋神宗惜苏轼之才,不忍杀之,幸好北宋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有人援引此条救苏,终使苏轼逃过一劫。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12月,苏轼获释。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多,是他在多个贬所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之一。北宋时期的黄州即今湖北省黄冈市,那时的黄州府相当现在的地级黄冈市,不仅包含现在所辖市县,还包括黄陂、新洲等县,而今之黄州是个县级区,大小正好相互颠倒了,古代官员到地方任知州一般称为“知某州”(如“知登州”),而苏轼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也称之为“练黄州”(或“练黄”)。苏轼的这个团练副使,是负责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员,只是个从八品的小官,职位相当低微,还不够县处级,俸禄也相当低,还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是下到地方劳动改造。有意思的是,据说“倒苏派”的人责怪苏轼爱写诗讥讽新政,就干脆给他一个最湿(诗)的官衔,“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水部”也就是最湿(诗)的地方了,这也是苏轼后来在诗中写的“诗人例作水曹郎”了。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劫已变得心灰意冷,巴不得早日离开汴京这是非之地。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把家眷安放在河南,就急匆匆带着长子苏迈赶往黄州赴任。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追悔自己受了“文字”牵累,表示不厌弃团练副使的官职低微,安心到黄州去履职,“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再也不敢有更高的要求和奢望了。

  苏轼到黄州后,被安排住在城东的定惠院,数月后,家眷来到黄州,便迁居到长江边上的废旧驿站临皋亭上。全家连家眷和佣人共二十余口,苏轼被贬练黄,俸禄很少,养活不了一大家人,缺衣少食,生活很是困顿。他在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饶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知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在《寒食雨二首》中描绘了他家在大雨中的困顿潦倒的情景:“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疱(厨房)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自笑平生为口忙”,但却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跟从苏轼二十余年的马正卿见他生活困顿,设法向黄州府要来了城东数十亩已经荒芜的军营地给苏轼耕种,以此补贴生活。苏轼希望靠开荒种地谋生,像陶渊明一样种豆南山,像白乐天一样植树栽花于东坡。于是他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全家人在黄州城东的东坡上披荆斩棘,开荒种地。苏轼把这块地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时,他已是45岁“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人了。犹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一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所谓“居士”者,意指居家修炼的佛教徒,苏轼在经此一劫后,他意识中的佛道思想急剧上升,曾到黄州的安国寺要求受戒皈依佛门,居家修行,是以自号“东坡居士”,世人尊称其为苏东坡。可惜的是,四川李白故地有“青莲乡”,但黄州却未能将东坡先生命名的东坡作为当地乡镇的地名留下来,一直到2000年后,四川设立地级眉山市,并将原苏轼故里县级眉山县改为东坡区,“东坡”又成了一个行政地名,但其来由,还是缘自黄州东坡也。

  二、东坡诗凝东坡情

  苏东坡躬耕于黄州东坡,曾作诗《东坡八首》,记述开垦东坡的艰辛及其感受,其情凝于笔端,舒之胸臆,其景垦辟劳作,汗洒东坡,这种自强旷达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苏轼在《东坡八首》的序文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於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东坡八首》之一曰: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耒,lei,泛指农具。廪,lin,粮仓。)

  《东坡八首》之二曰: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庳,bi,低洼。隰,xi,低湿的地方

  《东坡八首》之三曰:

  “自昔有微泉,来从远岭背。穿城过聚落,流恶壮蓬艾。

  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岁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块。

  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东坡八首》之四曰: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东坡八首》之五曰: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东坡八首》之六曰:

  “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

  十年何足道!千载如风雹。旧闻李衡奴,此策疑可学。

  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遗我三寸柑,照座光卓荦。

  百栽倘可致,当及春冰渥。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

  (灊岳,灊,Qian,音潜,古地名,在今安徽霍山东北)

  《东坡八首》之七曰: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於东坡,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东坡八首》之八曰: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苏轼在东坡上披荆斩棘,如同楚人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布满茨棘瓦砾的东坡上“端来拾瓦砾”,铲除蓬蒿杂草,开垦土地,他深感“垦辟之劳”,以致“筋力殆尽”,当放下农具时他喟然长叹曰:我的粮仓何时才能增高啊。

  苏轼种田是非常认真的,他对开垦出的数十亩土地作了统筹安排,并筹钱购买农具耕牛,开挖水塘蓄水抗旱。在东坡低洼处开出水田种植水稻,在高坡地种植小麦,在边坡地广种桑枣松竹板栗,还要来“桃花茶”种子种在东坡上,做到“不令寸地闲”。

  苏轼在农闲时还安排在东坡修建了房屋,因为房子是在下大雪时落成的,于是就命名为“雪堂”。并在房内四壁都画上雪景图,还写了一篇《雪堂记》,字称住在雪堂内,“起居偃仰,环顾睥睨(音必泥)”,处处是雪;雪把自己同外边的世界隔绝,使自己成为“番外”之人,真是“得其所居”了。

  苏东坡的《东坡八首》表现了他认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愿、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此时的他不再是士大夫,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没有感伤,没有抱怨,却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是通过劳动获得知识的快乐之情,是躬耕东坡自得其乐的旷达之情,从而使得这些诗作显得那么的朴实清新。

  展现苏东坡先生的东坡之情的,还有一首有名的《东坡》的诗。

  诗曰:“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荦确,荦,luo,音罗;指山石大而多的样子)。

  这首诗进一步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对世俗名利的不屑,但愿长醉山水间之意

  东坡是一个地名,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作者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苏轼加以整治,躬耕其中,这就是东坡。诗人在此不只经营禾稼果木,还筑起居室——雪堂,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了。这里倾注了他多年的汗水,倾注着他的爱、他的情,凝结着深深的东坡情结。

  诗一开始便把东坡置于一片清景夜色之中。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诗人,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嚣尘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那虽是咏定惠院海棠的,实际是借海棠自咏身世,正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诗所包含的意境。

  这首小诗之所以感人,正由于诗人将这种可贵的精神与客观风物交融为一,构成浑然一体的境界;句句均是言景,又无句不是言情,寓情于景,托意深远,耐人咀嚼。同一时期,作者在黄州有一首著名的《定风波》词,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对照一读,十分有趣。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一个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旷达之情。正是这种难能的旷达精神,蓄养了东坡的自尊与自信,使他处于逆境而依然乐观豁达,处变不惊,“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东坡名号传古今

  苏轼被贬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然而却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在自号东坡以后,其代表作品多出自这一时期。诚如太史公所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主席曾在评述屈原时说过:忧愤出诗人,如果让屈原继续当他的官,他肯定写不出《离骚》这样的好作品。

  钱穆先生评价说,苏东坡诗词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词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在艰难的环境中时,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儋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词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苏东坡对自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苏在去世前自题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做官以及游历过的州府达三十多个,几乎是大半个中国,其中仅担任过官职的就有近20个州,他生于眉州,任职的有杭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廉州、被贬黄州、惠州、琼州、儋州、舒州、永州,逝于常州,葬于汝州,但他评价自己一生的功业却只写到黄州、惠州、儋州,连“东坡处处筑苏堤”,一生修筑过三个“西湖苏堤”的杭州、颍州、惠州,也只说到惠州,说明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被贬之地,但也是他的诗文创作最具成就的地方。

  黄州是他大难不死首次被贬之地,他在这里垦辟东坡而又自号东坡,练就了士大夫最难得的旷达人格。初始因畏祸不敢多写诗文,即使写了《赤壁赋》也不敢轻易示人,毕竟“乌台诗案”的影响还未消去,但一旦拿起笔就一发不可收。在黄州期间,他躬耕东坡,积极进取,乐天安命,从容旷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游历了黄州及其周边的武昌、浠水、蕲春、罗田、黄梅、麻城、黄陂、新洲、鄂州、大冶、阳新、嘉鱼、九江、庐山等地方,写下750多篇诗文和重要的书画作品,其中的重要名篇有:《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海棠》、《红梅》、《东坡》、《东坡八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西江月·顷在黄州》、《满庭芳·蜗角虚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方山子传》、《哨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满庭芳·三十三年》、《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洞仙歌·冰肌玉骨》、《安国寺记》、《满庭芳·归去来兮》等,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书法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文学艺术、情感等多角度体现了苏轼的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过程。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最多最突出,尤以“两赋一词”和书法作品《黄州寒食帖》,代表了他创作的高峰,这些不朽的千古名作,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也使得黄州、东坡、赤壁名满天下。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东坡。

  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他的著述取名为《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乌台御史府谏官李定等人正是从这个集子中找出了约三十篇所谓讥讽新政的诗文,这个集子也成了攻击苏的“罪证”,后来这套书就不幸遗失了。其后的著述,苏轼就不再以“子瞻”取名,而以“东坡”取名了。传世的有《东坡全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110多卷。

  苏轼对儒释道各种思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

  苏轼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他能像农夫一样躬耕于东坡,从艰苦的劳作中体会到收获的快乐;他能与“渔樵耕读”杂处,与贫苦的劳动人民建立起亲密的感情,“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美食家,与有关专业人士创作出了许多以“东坡”命名的食品、饰物、路桥。如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肘子、东坡帽,苏果、苏糖等;东坡走过的地方,人们怀着对他的崇敬,以“东坡”命名了许多名称,如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东坡路等等,东坡之名出自黄州,而今却布满神州。美哉,东坡!

  作者:张强

(作者:  编辑:黄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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