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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陈贻焮先生
发布时间:2018-05-24 13:25:56来源:光明日报进入电子报
    
 
  当我忆起在北大读书的那段生活,一位位老师的音容笑貌频频浮现在眼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当是陈贻焮先生。

  陈贻焮,生于湖南新宁,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亲是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受的教育,解放前在银行当文牍,解放后当中学教员。他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1946年,陈先生就读北大先修班,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他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唐诗论丛》《杜甫评传》《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论诗杂著》等,其中,《杜甫评传》上卷获首届北大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

  陈先生从来不端教授的架子,心性真淳,随和大方,天真快乐,似一个毫不拘谨的大男孩。他时常骑自行车去找谢冕先生,在院子外面高呼谢冕的名字,不进屋里,只是留下自己新写的诗词与其分享,然后乘兴而归。对晚辈学生,皆在姓氏前加“老”字。他称呼我“老吴”,称呼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老温”,不论学生还是同事,概莫例外。虽听着不那么习惯,却让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在北大读书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师生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陈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强健,似一地道的东北大汉,我入学的那一年,他只有四十多岁,却过早地谢了顶,典型的“教授头型”,同学们以此开玩笑,他也不介意。陈先生虽然年龄比我长20多岁,应是前辈,却时而哥们儿一样称我“老兄”。我对中文系诸先生的称谓,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的,陈先生也是唯一的一位。许多青年教师谑称他是“大师兄”,这大概是因为他留校任教较早,职称晋升较晚的缘故。陈先生留校近二十年仍为讲师(其间二三十年未评职称),然而陈先生不以为然,完全不放在心上,一天到晚埋头读书著述,乐乐呵呵。

  1971年冬天,中文系文学专业组成一个教育小分队,到京郊密云县乡下采访,欲以一个英雄人物为原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陈先生和我皆在其中。到县招待所稍事休息,正欲乘车出大门,一位自称是北京来的干部,示意我们站一下。只见此公头发梳得溜光铮亮,手里夹支香烟,不屑一顾地问陈先生:“你们能写小说?”那神情,像文化市场的稽查员对冒充作家的江湖骗子提出质疑。陈先生很客气地问:“同志台甫?”“什么台府,密云县没有这个地方!”说罢,故作沉思状,用手抹了一把牛犊子舔了似的油头。我和陈先生相互对视,不禁哑然失笑。这,一时成了师生们谈论的笑料。“头发牛犊子舔的”,便成了那个人的代名词。陈先生在笑谈中讲了借代这种修辞方式,然后不厌其烦地举例讲解,并从兜里掏出个笔记本,写了几个句式一一说明。只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员都没有太在意,倒嫌先生啰唆,先生亦不介意。过了一些年,同学们聚在一起说起此事,才真正理解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在英雄人物的家乡——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师生共住在一铺能容纳十几个人的火炕上。写字,没有桌子,只好在炕上盘腿而坐,陈先生是南方人且一米九的个头,盘不了腿,就蹲在炕上,伏在膝盖上吃力地写字。这时,不管哪个同学提出问题,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笔,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生怕你听不懂。我辈同学却往往浅尝辄止,心中暗暗地嫌先生没完没了地絮叨,没听完就纷纷离开了。陈先生面无一点愠色,只是摇头,独自叹息。我每每道歉,先生总是笑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记得陈先生给我讲过一则小事。“文革”期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全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一天下小雨,不能下到田里干活,陈先生和中文系的另一位先生被分配到牛棚刷墙,因为都是研究唐诗的,说起孟浩然的一首诗——《过故人庄》,两人出现分歧,各持己见,争执不下。三年以后,两人一起回到北大,坐在同一教研室的对面桌。一日,那位先生突如其来地问陈先生一句:“孟浩然那首诗你现在想通没有?”“我在继续想,还没想通。”后来,陈先生和我们说:“尽管我仍不能和那位先生的观点苟同,但做学问就得有这种精神呐!”

  陈先生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唐诗的大家,应是国内研究杜甫诗文记传的当代权威。我求学的年代,古典文学课开课不多,许多精髓,老师都无机会授出,而我亦为失去那么多当面求教的绝好机会而深深惋惜。时光倒退不能,常常在梦中,我又回到北大,回到未名湖畔,回到燕山脚下,回到潮白河畔的前栗园大队,回到和先生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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