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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载体的长项
发布时间:2017-07-17 09:14:30来源:辽宁日报进入电子报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和“化”的结合,也便有了“文化”。它和政治、经济等众多现代词汇一样,是偏正结构。因此,纵使狭义地说,文化也不仅指人文知识,它还指向教化和传播、继承和发展,因而是关于世道人心,乃至对世界万物和自我的看法、说法与做法;譬如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其拉丁文的词根意为培育、教化。

  首先,何谓文化?有关定义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譬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大、中、小和上、中、下之别,有认识与实践或知与行之说,有“看法”“说法”“做法”“活法”之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人无意否定前人和同道的观点,却有意稍加规约,将可能之谓忝列其中,故视文化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建立在经史子集和人文理想基础上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民族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时期所必须建构和守望的认同感。由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关怀的辩证统一将是我们的基本高度。

  这当然是概而括之的一种说法,不能涵盖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所呈现的复杂性。然而,设使我们将文化视为相对狭义的一般价值观,那么其多元也就意味着国人的价值观正处于发散状态。而所谓核心,也正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倘无一般,何谓核心?这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反证。

  其次,文化的多元化显而易见。比如微信微博,它们无疑是文化多元的见证,体现了不同个人、群体(性别、年龄、阶层等)的信仰与诉求。加之五花八门的新老媒体及各种表征,这世界确实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自由与狂欢。这与我国几千年农耕社会相对稳定、单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历时性冲击和共时性矛盾不言而喻。譬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曾较为牢固地建立在乡情之上。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再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以至于“落叶归根”成了我们先人的终极追求。

  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重要的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含括。但它们的共同载体却只有一个:中文。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及前辈钱钟书先生为何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回国时,他的回答是:除了想家,就是想中文,甚至主要是因为想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忘乡情、守护和丰富母语,无疑是我们创造性转化优秀文化传统、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化传统的出发点。我们永远不能像纪伯伦所说的那样,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初衷。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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