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可云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与政策研究》、《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等。

　　湖北日报讯 记者周芳 梁晓莹 熊星星 统筹：熊家余 吴华清 图片：陈勇 柯皓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2011年，不断蔓延升级的欧债危机，更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直面“欧风美雨”的冲击，中国经济砥砺奋进，交出了一份举世瞩目“中国答卷”。

　　在中部，湘鄂赣三省弯道超越，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三角的大跨越，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记者赴北京采访了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可云教授。

　　中三角的超速超越，一方面是沿海产业转移机遇，一方面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中部要成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前沿

　　中三角的超速超越，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中部经济外向度不高，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沿海产业转移给中部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二是区域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从国外发达地区与国家走过的路看，区域经济发展一般分四个阶段：农业现代化阶段、外生工业发展阶段、内生工业发展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

　　在农业现代化阶段，一部分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

　　在外生工业发展阶段，由于农业阶段没有任何工业的自身积累，只能引进外来工业，如深圳，最早起家靠的是“三来一补”。

　　外生工业存在发展风险，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外部控制程度过高，随时可以撤走，外地人的富裕也不一定意味着本地人的富裕。要改变外生工业比例过大的问题，就必须培育本土企业和企业家。

　　我国沿海处在由外生工业向内生工业转变的阶段。一旦进入中等发达程度，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强大的外推力，推出那些正在或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区域经济和人一样有生命周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转变升级的要求。

　　沿海正在腾笼换鸟，大量企业、技术与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若抓住这个机遇，把承接转移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相结合，就跃过了龙门，就具备了真正的后发优势。

　　中三角已经到了加快发展的时期。金融危机的出现加剧了外来冲击，加速了中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对中三角而言，既要发展外生工业，也要培育本土企业家。

　　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应该是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已经走过了外生发展阶段，现在中部地区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中部省份集体跨入“万亿俱乐部”，整体崛起大势已成；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成熟

　　中三角的跨越，有数据可以分析。

　　2011年，中部板块经济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和西部，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部六省全部跻身“万亿俱乐部”，中部整体崛起大势已成。

　　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出现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湘鄂赣三省的城镇化水平也快速提高，为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三角是湘鄂赣三省经济精华地带，总人口超过了1亿，GDP约3万亿。

　　看硬实力，长株潭城市群占湖南的经济比重约43%；武汉城市圈贡献了湖北六成以上的GDP；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承载了江西六成以上的经济总量；在三省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已有179家落户，22个产业过千亿元。看软实力，三省汇聚260多所高校，277万多在校生，120名两院院士。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省精华叠加，托起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坚实底盘。

　　可以说，构建中三角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成熟，风劲帆满。

　　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对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长江流域开发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已从“东部率先”转到“多轮驱动”，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9年以来，国务院批复的区域发展规划，数量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

　　新形势下，加快建设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围绕两型生态等开展合作，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体现区域发展格局的创新。

　　以发展眼光看，长江中游地区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心。

　　从国家层面解析，对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战略意义可作两方面理解。

　　一是，长江中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可以大规模地集聚人口和产业，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导地区和核心地区；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大江大湖集中，是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域。

　　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阶段，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未来，它有条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地区。

　　因其承担着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功能，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应该成为国家战略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