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
杨守敬，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和近代大藏书家。
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他11岁习商，自幼好学，19岁参加府试，五场皆第一。24岁中举人，25岁进京应会试，七试皆不中，开始厌倦科名而专心著述。42岁应召赴日本国任驻日钦使随员。46岁回国就任黄冈教谕。61岁担任两湖书院教习，三年之后为勤成学堂总教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经济特科，杨守敬前往应试名居第一。68岁时被选任安徽霍山知县。杨以“年老，不耐簿书”而辞之。次年，被咨举为礼部顾问官，曾参与《湖北通志》纂校。民国3年（1914）袁世凯聘其为顾问，杨虽多次拒绝，但还是被迫迁居北京，任参政院参政。民国4年（1915年1月9日）逝世。葬于宜都龙窝。
杨守敬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对我国正史地理志和其它地理著作，都曾深入研究，撰写、绘制了十余种历史地理著作和72幅历代沿革舆地图。他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和抄补《太平寰宇记》缺佚，备受世人称道。他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水经注疏》巨著。其舆地学被称为清代三绝学之一。
杨守敬爱好训诂，注重金石考证。同时又精于书法，在武汉、天津、上海等地都曾留下他的墨迹。杨在日本期间，有不少日本学者名士常来造访，向他学习书法。归国后，还有日人远涉重洋前来受业，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晚年，守敬之字，声誉大起，求书者踵接于门。他于楷、行隶、篆诸书俱长，其书论有《学书迩言》、《楷法溯源》等六种。杨守敬有藏书数十万卷， 海内孤本逾万卷。所藏之书，1926年移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2.杨守敬与宜都
郑务本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９日，宜都县委宣传部一行人奉命到武汉去接待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飞机在南湖机场着陆。当４６位日本友好人士与接待人员会面后，省书协的领导徐本一向日本友人介绍说，这是宜都来的代表，话音末落，４６位日本朋友“噢”的一声，将宜都县委宣传部一行人团团围住，又是握手，又是鞠躬。初次遇到这样的场面，让大家颇感惊奇。为什么只说到“宜都”，这些友人情绪就这么激动？就这么兴奋不已？
后来在交流会上，省书协和宜都县委宣传部分别与友好代表团互赠礼品。当主持人宣布这是宜都礼品时，４６位日本友人当即起立，录像机、照相机一齐出动，灯光闪闪，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又是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究竟为什么一说到“宜都”就会出现这样的感人场面？
原来，宜都是杨守敬的故乡，杨守敬东渡过扶桑，与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杨守敬与宜都，宜都与杨守敬融为了一体。
朱元璋为宜都送来一个杨守敬
本来在明朝以前，杨守敬祖居安徽（和州），因为杨潮帮朱元璋打江山立下大功，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对为他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杨潮被封为驻守宜都枝城的武略将军，世袭千户候。这样杨潮举家迁往宜都，先在九道河建家园，后迁至龙窝，再后迁至陆城。
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６日，杨守敬诞生于长江与清江汇合处的南岸故居。２４岁那年，杨守敬科考中举。以后为了生计，他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学问，著书立说。４２岁时，应朝廷之召，他赴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外交官员。５年后归国，任黄冈教谕十数年，后奉命调到武汉任两湖书院地理教授，兼任勤成（存古）学堂总教长。７０岁后到上海小住，然后上北京就任民国政府顾问和参政院的参政官。１９１５年１月９日去世，民国政府派卫队护送灵柩回鄂，归葬杨氏祖茔龙窝。
杨守敬为宜都增光添彩
杨守敬一生无心做官，潜心钻研学问，著述宏富，成为清末民初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坛巨匠。
第一个成就是他的历史地理学，他是学坛公认的杰出历史地理学家。他对我国的历史地理著作几乎都曾研究过，撰写有代表巨著《水经注疏》，编绘有中国最全的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沿革图》和军事用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还编绘有《水经注图》，仅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多达２０多部。清朝著名学者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史地成就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语言文字学）和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代三绝学。朱士嘉、袁同礼等名家都赞扬其功劳“开舆地学之新纪元”。
第二个成就是金石文字学。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宜都注意搜求古印、古币、碑刻拓片，数十年之后，不仅收藏之富，当世罕匹，而且博学多通，不间断地研究，颇有建树，撰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古泉薮》、《望堂金石》、《楷法溯源》等１０多部著作。尤其注意金石文字在治学中的作用，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地理志考证，校正和补订先人著作几十卷，其《隋书经籍志补证》一书就纠正前人重大错讹多达２７处之多，纠正《水经》、《水经注》的错讹不胜枚举，批于书眉行间，八部皆满。
第三个成就是目录版本学。他在《目录学》、《版本学》的成就，一是给后世留下十数部著作，许多是划时代的杰作，大大丰富了版本学目录学的书库。二是善于鉴别。三是将国外的善本书影引用到中国。善本书影就是从比较珍贵的版本中选取能代表版本特征的书页摹仿刊刻，然后编成书目。这是版本鉴定的一种工具，也是版本目录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杨守敬将该方法引入国内，并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善本书影第一人。
第四个成就是书法、书学理论。杨守敬是享誉中外的大书法家。他不仅楷、行、隶、篆诸书俱长，而且很有研究，有６部书论著作面世，其《学书迩言》等至今仍为书学理论界的指导性著作，“品高学富”的论点至今有口皆碑。杨氏书法独具魅力，融北碑南帖为一体，既有碑刻的苍劲，又有法帖的秀逸，运笔方法上重视侧锋，有“笔笔皆侧锋”的论断。他的传世作品被列为国宝。
第五个成就是藏书。他是我国近代的大藏书家，不仅数量达４０多万册，而且质量精、孤本逾万，多为唐、宋、元明代的抄本，极为珍贵。许多古书典籍是他在驻日使馆工作期间收购或以有易无弄回来的。杨守敬在日本收购古书典籍一为爱国精神、民族精神所驱，二为个人爱好兴趣所致。在日的中国古书典籍多是不正当途径流失到日本的，且许多书国内已失传。伟大的爱国者杨守敬，采用多种方法下最大决心，将这些无价之宝搜集回国。他先结交友人，借向他求教金石和书法的日本名人，弄到书目，然后依书目找到藏书人，用钱收买。有的要杨守敬不惜代价，采取机智灵活的策略，终于将流失到日本的我国古书典籍收购殆尽，一船一船运回国内。他对这些书籍惜如生命，在宜都有“飞清阁”，在黄冈有“邻苏园”、在武昌有“观海堂”藏书楼，人到哪里，书运到哪里。他担心这些书散失遭毁，曾对后人说若被毁，“非独吾之不幸，国家民族之不幸也。”他去世后，按照遗嘱，杨氏后人将书捐给了国民政府，最后收藏进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松坡图书馆。杨守敬的这一功劳在《杨守敬集》上做了记载，永远留芳。
杨守敬的故乡情
杨守敬出使日本回国后，曾回到故乡探望生病的母亲。敬仰和爱戴杨守敬的近邻旧友都借此机会去看望这位出国归来的学人、外交官。对于索求，杨守敬尽量满足。
杨守敬谈得最多的，是向陆城工商界人士建议努力发展民族工业，使家乡富起来，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出资造了一条趸船，使过往宜都的船只都可在码头停靠，使外面的货物能够运进来，宜都的土产山货、工业品能够运出去，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至今宜都民间还流传有“杨举人造船——不行”的歇后语。他还出资在过路滩办起了一家造纸厂，为发展宜都民族工业做出了榜样。
杨守敬很体贴农民，他虽然不常年在家，但有些农民求他帮忙，他总是热心快肠，并且不要分文酬金。这样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成为至交者大有人在。
杨守敬在国外时时记着宜都，要为祖国争光，要为家乡添彩。凡有人向他求购书法作品，他都要在署款时将“宜都”二字冠于姓名之上。他在日本为不少要好的书家题赠了书法墨迹，至今仍保存着。难怪１９８６年在汉接待日本客人时，只要讲到“宜都”，数十位客人激动不已，原来“宜都”便是杨守敬的代名词，是杨守敬将“宜都”播洒在人们心田，久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杨守敬归国还乡后，对乡民情更深意更浓。他借乡亲故友向他求书之机，抒发热爱家乡的殷殷深情。宜都原有“三管笔”的古迹，他为谢成之父亲家写的条屏，便是以三管笔为内容的一首诗，诗云：“三支倒笔写青天，雁作字行云作笺，雨洗何曾流墨水，风吹哪见动毫尖。明星灿烂点上点，半月娥眉圈中圈。得意懒书人间事，志成功在斗牛间。”他为宜都商界邓香甫写的八条屏，内容是《水经注》里袁山松的《宜都记》。杨守敬“因爱其辞极尽山水之妙”而书，３００多字一气呵成，热爱家乡的深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他为《和州杨氏三修家谱》写的序言，对祖居的宁家畈情有独钟地写道：“出枝江城西二十二里曰宁家畈，两山对峙，溪贯其中，桑麻满畴，松簧成韵，吾杨氏聚族居之，或宅溪东，或宅溪西……”爱乡之情倾注毫端，描绘出一幅优美的山乡风景图。
杨守敬的爱乡之情还体现在对乡民的帮助解难上。杨守敬在武昌居住期间宜都及其乡邻各县的青年学生到省城参加考试，他便免费为学生提供食宿，还挤出宝贵时间为他们授疑解惑。这些学生非常感激，以帮助抄写书稿作为报答。有一次在北京遇到家乡故友张云陔贩蘑和皮货将回湖北，钱不够找杨守敬借，杨守敬自己没有钱，便出面找朋友潘孺初借钱交给张云陔。杨守敬嘱咐他走水路到汉口，货卖以后就及时回北京还钱给潘孺初，但张云陔径直回了宜都，将卖得的钱填了自己店的亏空，最后，还是杨守敬替他还了这笔债。
宜都人民深深怀念杨守敬
杨守敬功载史册，名存人间。宜都人民永远敬仰他，深深地怀念他。
１９８６年，宜都为了彰显他的不朽功迹，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为了启迪后人弘扬他的精神，向省委省政府提出申请修建杨守敬纪念馆和修复杨墓，申请很快得到省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复。１９８７年杨守敬纪念馆和杨守敬陵园同时对外开放，国内外观众纷至沓来。后来宜都将陆城四中更名为“杨守敬中学”，将最新、最宽的大道命名为“杨守敬大道”。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石门村附近正在修建“杨守敬书院”。建造纪念馆的同时，宜都还成立了“杨守敬学术研究会”，创办了《杨学研究》刊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董必武、郭沫若等重视和关心杨守敬著作出版。１９５４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他的《水经注疏》、《楷法溯源》、《三续寰宇访碑录》、《随书经籍志补正》等重要著作，还整理出版了他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和规模浩大的《杨守敬集》。
3.杨守敬的历史贡献
王倚平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市陆城镇人，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和藏书家，有83种上述几门学科的著作传世，名弛中外。
杨守敬作为藏书家，几乎倾其毕生精力与微薄资金致力于书学方面的搜藏，在其搜藏的几十万卷书中，仅海内外孤本就有几万卷，宋版藏书达数千册，堪称近代大藏书家。
广搜兼蓄，藏书内容丰富
杨守敬自幼好学嗜书，却学优而未能入仕途。他24岁中举，后至光绪十二年48岁，曾先后七次殿试进士，但终因时运不济而屡屡名落孙山。尽管如此，其求知好学之志仍痴心不改。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由此奠定了他的目录版本学和金石考据学的基础。为保存国家的文化古籍，他多年节衣啬食地或是购买，或是“以有易无”换来，或是以书会友来求得，日积月累，终成一代颇负盛名的大藏书家。
杨守敬爱书成癖，举凡遇到的异书、古籍、碑帖等，他都会想方设法或购、或交换、或接受馈赠，尽力搜罗，并无一不加以考证、整理和评骘。他研究金石碑帖之学问应当溯自清同治四年他因应会试初至北京，受到书法启蒙老师潘存的影响，开始节衣缩食地搜购碑刻拓本。他不但搜集碑刻，甚至仔细评论。他先于同治六年写成的《激素飞清阁碑记》，系统地评论了先秦至唐代的碑刻285种；又于第二年写成《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品评了这一时期的96种帖。但这两本评论碑帖记在给日本友人传阅时被遗失。直到杨守敬七十高龄的晚年，应日本书学者水野疏梅的再三要求，凭记忆将前《评碑记》、《评帖记》的重要内容综合写成《学书迩言》。诚如他自己所言，是经历了“五十年辛苦搜集，日日磋摹，自然早已深印脑海之中。”其书学之精深可见一斑。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其学术著作与藏书之丰硕，在近代学术界却颇负盛名。其中最值得推崇的，一是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二是金石学，在杨氏收藏中，金石碑版一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版本目录学，杨氏这方面的藏书达数十万卷，仅海内孤本就有几万卷。这些藏书在书学上学术价值，无论在当时，或当代乃至后世，都是不可多得的稀有瑰宝。如光绪二十三年刊行的他在日本访书时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的知见录《日本访书志》，在近代目录学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慧眼识金，跨国搜集珍贵古籍
光绪六年（1880年）3月，杨守敬应清政府驻日本钦使何如璋的招聘，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杨守敬此次随身带去一万三千多册汉、魏、六朝金石碑版图书、钱币等。在日本期间，他遍游东京各个书肆，在书店中看到很多在国内属绝版的汉文图书和稀有善本，但限于手头拮据而无力收购。正好他带去的那些碑版图书中，亦有很多的碑版法帖，特别是钱币、古印，均为日本人所从未见过的，能引起对方的极大兴趣。於是杨守敬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以有易无”的方式，倾其所有从日本人那里搜集换回这些流失在境外的古籍汉书。这些古籍有许多在国内属于已散失的善本秘籍。如：《古写古文<尚书>影照本》是唐初沦落至日本的，在日本流传很久，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至清末才由杨氏发现并带回国内。又如《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也在日本流传很久，据日本神田醇（公）题跋“与亡友山田永久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四，各取其一，余得末段。”杨守敬后来与罗振玉一起将裁为四截的《世说新语》合而为一，成全了这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古文献（1），使之“完壁归赵”。
不仅如此，杨守敬还通过在日本的交友的方式，接受对方的馈赠，从而能获得许多意外的珍籍。如杨守敬在日本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此人也是一位藏书家，粗通汉学，家有不少的汉文古籍。一来二往，彼此之间就成为以藏为友的知己。杨守敬在他处看到他所摹写的善本书影数册后，爱不释手，森立之见杨守敬如此宝爱，就慨然举赠。杨守敬则在获赠中又得到启发，补以在日本所访得的宋元秘本的样张后刻版行世，名曰《留真谱》，从而开创了古籍版本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影先河。后来森立之又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杨守敬随后按《经籍访古志》的目录按目逐访，更为便利，仅一年时间，竟购求到3万多卷珍贵古籍。
在日本期间，除了购以外，杨守敬还通过传播书学之便，以交流的方式又换回许多古籍。杨守敬还利用带去的这些碑帖，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的书法艺术过程中，深受日本书学艺术界推崇，赢得对方的信任，被对方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杨守敬通过交换的方式又换回了许多用金钱也无法购得的古籍珍本。这一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纵然有心搜集，有财力求购，也未必能求得稀有之物，更不能令外人心悦诚服地奉出。杨守敬能做到。他以其自身书学的渊博和诲人可敬的精神，赢得他人的尊重，从异域他人手中觅得如此数量的珍贵古籍，在当时是无人能比。后人称他为驰名中外的大藏书家，绝非恭维美誉之辞。
历尽艰辛，利国之功不可没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大量古籍回国，并于光绪十四年在湖北黄州筑园藏书，命其园名为“邻苏”，意寓与北宋大学者苏东坡旧居相邻而立。在此期间的十几年里，利用讲学之余，潜心整理这些古籍。他边整理，边拾遗补缺，使得许多因流失而分散的残缺古籍趋于归纳完整。这种执著精神与持之以恒的毅力，确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一提的是，杨守敬除了从日本带回大量的古籍汉书外，还带回一部分为数不少的经卷。这约50余件经卷是日本高山寺的藏经卷，有的经卷上还盖有“高山寺”的印钤，是当时日本和尚的手抄经卷，有些还注有顺点，标有箱号。（1965年，杨守敬的孙子杨先梅先生将此经卷交与省文史馆，该馆后来又转交给省博物馆。日本的高山寺到目前还存在。后来日本学者听说了这事，曾多次派人来省博物馆阅览，并对此产生较大的兴趣。日方学者于2005年夏这次来汉，由他们提出最后同我馆商定由他们出资将这部分经卷印成图录式出版，介绍给大家。）
据杨氏自云：“余藏书数十万卷，海内孤本亦逾万卷。”又言：“不敢言尽有中土（中国）之所藏，然中土之金石家，抑或未有占我先者。”杨氏所言绝非妄语。公之所藏，多是其“节衣啬食”，“复以卖字增其缺”而来的。由此可见，须知杨氏之藏书来之不易。几十万卷书册的搜集与保存，该要付出多少心血！经杨守敬四年来在日本的苦心搜集，以至得书数万卷“盈箱累箧”悉数运回祖国。这其中既有十分珍贵的六朝至唐代抄本，也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为搜集和保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可见，杨守敬为搜集乃至保存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付出的心血是不言而喻的。
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形势不定，杨氏惟恐其万卷书册被毁，曾向当局寻求保护，其涕零云“天鉴艰难，当不使同绛云一炬。若长此不靖，典籍散失，则非独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
（2）公之藏书不为已所有，而为国家后世担忧，此何等的胸怀？杨氏苦心搜访佚书几十年如一日，为寻觅流失的祖国古籍，可谓历尽艰辛，足见其执著精神感人，其功不可没也。
杨守敬不但研究碑帖，自己也书写书法作品。其书法初学欧阳洵，后致力于颜真卿、苏轼书风的研习，但是他并未自期为书法家，故而不特别力求体势上的创新，只是率性地书写，也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存世，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一大笔丰富的珍贵遗产。他的许多书法作品，仅湖北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就保存有杨氏书迹达二百余幅。而这些书迹及手稿、信札，均得力于杨氏的子孙杨生梅先生，他无私地将这些珍贵的遗物交给省文史馆，文史馆又转交给国家收藏机构，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限于笔者所知，杨守敬在收藏书学古籍方面的史料远非文中所述。笔者写出此文，出于对杨守敬在书学收藏方面对民族、对国家、对后世的巨大历史贡献的敬仰。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与混乱之际，杨氏在那种环境下碾转东西南北，迁徒数次而能将如此浩瀚之书册保全下来，实属不易；而飘洋过海觅回数量可观之流失在外的书学瑰宝，则更是难能可贵。杨守敬以其个人微薄之力，苦心收藏几十年如一日，做出利在国家、功在千秋之举，其精神、其见识、其无私之胸怀，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倡导的。
注释：
（1）刘继昌：“简论杨守敬的书学思想”，（《杨守敬学术研究论文选集》第90 页）
（2）同上，第91页
4.杨守敬与《水经注疏》的命运
王 平
杨守敬一生专治地学，历经师生三代而成的《水经注疏》，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足以作为清代三百年地理学研究中的终结性代表，但该书的出版刊行命运多舛，其中的风风雨雨，徒增当今关注民族文化和正统学术人士之感慨。但聊可欣慰的是，当今民族文化似有复兴之迹象，对杨守敬的关注和重新审视即为一例。
杨守敬（1839—1915年），字鹏云，号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曾七次公车不第，48岁时方绝意科名，专心著述，以名山事业为己任，孜孜求索，博学多通，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42岁时曾应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召赴东京出任使馆文化随员。在日期间，搜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凡5大车，10万卷册以上。同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其书法古茂恣肆，直逼汉魏，近代日本书坛崇尚北魏风骨，实多出于杨守敬的倡导，故在今日东瀛有尊杨为书道之宗一说。杨于1884年回国就任黄冈教谕。1889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聘出任两湖书院地理教席。杨守敬是清末同时代学人中惟一堪称大师级的湖北籍学者，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划分古近代该学科分界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尤以《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和《水经注疏》为代表。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清人地理学研究时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与杨同一时代的国学大师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推尊为清代三“绝学”。
《水经注》是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毕一生之功而成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鸿著，凡40卷，引诸史、地记、杂著数百种及亲身考察所得，详见水道千余条，叙其地理变迁沿革，旁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是继《山海经》、《禹贡》之后中国地理学的经典名作。自郦道元以后，许多学人将《水经注》的考订注释引为毕生之学，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继明末大家顾炎武对《水经注》的研究卓有成就后，清代出现了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孙星衍等专治《水经注》的五君子。
杨守敬绝意科名后，立下宏愿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水经注》，除大量收罗有关书籍资料（其观海堂藏书时与湖北名宿柯逢时的收藏并驾齐名，其藏书之富，一时雄视国内），同时也进行了艰难的长途实地考察，并在此前作了大量的学术准备，为《水经注》的终结性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著《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著《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将《水经注疏要删》先行刊布发行，继之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刊刻《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并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当时学者名士推崇他的研究是“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杨守敬与其得意弟子枝江人熊会贞一道，从逐一检出注语出处入手，注于书眉行间，用书八部，朱墨遍满，然后比勘前哲得失，订于一时，历30多年“无间寒暑”考订著述，洋洋百万言之《水经注疏》大功垂成。辛亥革命后，杨守敬到上海避难，依靠湖北名人柯逢时、张之洞幕府旧友梁鼎芬及沪上学人的资助，在“卖字为活”以及替他人鉴赏碑版古籍、题写跋记的同时，继续他的《水经注疏》杀青工作。同时他又竭力为筹划《水经注疏》的出版刊印而四处奔忙，甚至于不惜晚节委身于北洋政府。
他向黎元洪写信要求将其所编《历代地理沿革总图》“饬下各省学堂为地理教科书”；向财政总长梁士诒写信，婉转请求政府资助《水经注疏》的出版（后民元政府“赠以刻《水经注疏》贰佰元”）；向段祺瑞、赵尔巽、周树谟等政界要人写信求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在刻版上的支持。同时向远在日本的罗振玉推介自己的未刊著作，商量《水经注疏》的雕版事宜，为了尽早成书，不惜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图书给罗出版。另外还给湘中名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晚清治理《水经注》的另一名家王先谦写信，要求在湖南永州代觅价廉工精的刻手。直至后来不惜背上被清朝遗老唾弃的骂名出任民元政府的参政，其目的就在于风烛残年将自己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水经注疏》雕版问世。杨守敬多次强调“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但直至1915年辞世前，这位“常以名山之业为念”的邻苏老人终未能看到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水经注疏》的出版。
在杨守敬生命的最后时刻，《水经注疏》仍在纂辑、疏证、校理之中。杨在临终前将该书托付给弟子熊会贞，并嘱咐家人每年以租米20石为熊的衣食之资。熊会贞铭记恩师遗嘱，蛰居武昌杨氏菊湾府中，“无间寒暑，志在必成”。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略已初定”，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起草厘订为40卷，154万字。1930年日本学者森三鹿派遣松浦嘉三郎来到武昌，要求以重金买《水经注疏》的抄写副本，熊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而坚拒之。后来杨氏后人暗中将稿本卖与他人，熊会贞获悉后悲愤交集，自缢而死，与稿俱逝。1936年，在熊会贞弥留之际，将《水经注疏》稿本的最后补订工作再次托付给枝江同乡、燕京大学研究生李子魁。
杨守敬、熊会贞师弟两代历50余年心血的《水经注疏》稿本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除日本所谓汉学界多次以各种方式觅取其稿而最终不得外，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机构也向杨氏后人多次索购不得。“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学术和军事价值等方面出发，要求对杨氏原稿予以保护和强购。1938年6月10日，陈立夫任部长的教育部向湖北省政府发来密咨，要求湖北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将杨守敬藏书及《水经注疏》原稿“迅即设法购买或强制代为迁移至安全地带，以免落入敌手”。湖北省政府派员赴杨府与杨的后人杨勉之多次洽谈后，杨后人主张自行解决保护问题，并拟运回宜都老家保存，而当时单独将《水经注疏》原稿寄存于汉口同济信托公司。
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经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商量，与杨氏后人杨勉之签订了刊印《水经注疏》稿的合约。决定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一次给付杨氏后人3000元，书稿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管理，由商务印书馆设在香港的印刷所出版刊印。7月30日，湖北省会警察局第五分局专员与省教育厅董宗海等人护送杨氏后人从同济信托公司取出原稿后，送到汉口黄陂路75号傅斯年寓所，后由傅斯年坐飞机将原稿带到了香港。经多方动员，由湖北省政府将杨守敬的其他藏书10大箱，共计6093册，各类地图80幅，从杨的后人手中收购后于武汉沦陷前运至巴东交由省图书馆管理。杨守敬的其他大部分重要藏书已于1914年由当时的国务院收购，庋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历史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守敬留存于湖北的藏书初期存放于巴东江北柚子树，为避免敌机轰炸，1939年8月，经重新整理编目后，由巴东转运至兴山县屈洞乡兴隆寺山洞里。时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为保护杨守敬藏书和其他重要图籍、版片，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住洞守护，直至1941年3月转运恩施为止。抗战复员后，这些图书重又迁回武昌蛇山南麓的省图书馆。
傅斯年将《水经注疏》原稿带到香港后，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战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及时将有关款项拨付印务所作先期运作。1941年11月6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对香港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晚香港沦陷。其时，《水经注疏》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西迁昆明，后又迁回四川，相信他一定无时不在关注《水经注疏》的下落和命运。后来将书稿带到台湾，肯定与傅斯年的关注和努力分不开。但一直到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傅斯年未能履行当年的合约，将《水经注疏》刊印出版。
受熊会贞重托负最后校订之责的燕京研究生李子魁并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无论是在战时的重庆，还是复员后在家乡湖北，一方面继续做好该书的补订校对工作，一方面也是积极筹划出版刊行，以慰先师在天之灵。在感叹于商务印书馆未能公开刊印之余，依靠自身单薄的力量，于1949年12月前，得时任省图书馆职员的杨守敬宜都同乡向宜甫及另一同乡姚海航私人赞助，用自己的教学薪金，刊印40卷《水经注疏》中之前3卷。在现存的该书第3卷尾用毛笔写的“本书刊印费由姚海航、向宜甫两君及余之教学薪金凑合而成，今后再无力继续出版了！”注语，使人不禁为之潸然动容，嗟噫不已！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当年从汉口带到香港后又辗转回到内地的《水经注疏》正稿，随同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其他图书文物迁移到了台湾。50年代初期终于在台湾，由台北中华书局将其影印出版。而在内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收藏家徐行可手中购买到熊会贞生前写订，与傅的正稿同一书抄写的《水经注疏》副稿本。该稿本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成立了以吴晗、范文澜、谭其骧等为主的“重新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任务是编绘一部《中国历代地图集》，以供毛泽东读史之用。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前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建议重新整理出版《杨守敬集》。1984年5月5日，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承仁为首的整理小组正式成立，收录包括《水经注疏》在内的杨守敬一生40余部重要著作的《杨守敬集》于1988年4月起陆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