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湖北近代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对湖北进行经济压迫和掠夺的同时，还以传教等方式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其主要方式有建立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出版报刊等。

　　1861年6月，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杨格非来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在华中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从此，西方各国教会纷至沓来，建立教堂，发展各自的教会势力，仅杨格非在两湖地区修建的教堂就达百余座。他们在湖北所建教堂有天主堂、圣公会堂、循道会福音堂、伦敦会福音堂、信义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等。教区覆盖湖北近半区域。

　　为了培养华籍教士，奴化中国青年，训练洋奴买办，外国传教士还在湖北创办各类教会学校。1899年，杨格非在武汉创办了博学书院，传经布道。此外，各国教会纷纷在湖北成立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学校，如华中大学、文华书院、文华中学、博文中学等等。

　　1866年，英国人在汉口创办英文《汉口时报》，这是近代湖北和武汉地区最早创办的新闻报刊。1872年，又创办教会杂志《谈道新编》。此外，还有《开风报》、《昭文日报》、《新民报》、《字林汉报》、《中国传教士》等报章发行。西方国家通过在华办报设刊、设立印刷所、书店等，宣扬西方“文明”，为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制造舆论和借口。

　　面对西方势力的步步紧逼，清朝统治阶级迫于世界大势，不得不调整其坚持的“闭关”政策，改变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了。

　　湖北因地处内陆腹地，受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更甚，所以，在洋务运动中，湖北起步较晚。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规定，新增11处通商口岸，汉口为其中之一。1858年英国派军舰从上海出发，穿过太平军控制区，12月驶抵汉口，窥察武汉三镇，并会见湖广总督官文。1861年3月初，英国官员、商人乘轮船到武汉，再见湖北地方当局，提出通商要求。同年3月中旬，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海军提督贺布率军舰4艘来汉，面晤湖北主政官员，巴夏礼与湖北官府签订《英国汉口租界条款》。这便是“汉口开埠”之始。随后，英国第一任驻汉口领事来汉；继之法国也设汉口领事馆，英、法、美、俄、德等国商人接踵来汉经商。以俄商1863年在汉口开办顺丰茶砖厂为开端，外国资本陆续在武汉设立使用机器的工厂，此为荆楚大地近代工业的端绪。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总汇对外贸易税务。自此，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口活”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也正是在这时候到任湖北的。

　　张之洞一到湖北，就着手兴办重工业和轻工业。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在东亚也是突出的。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电厂、水厂以及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还有造纸、制革等相继建成投产，这些奠定了近代湖北工业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同时，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通车后，武汉成为华中最大水陆交通枢纽，内地最大港口。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武汉的工厂数目和工业实力超过了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武汉三镇也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之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这样的经济土壤，培植了近代文教事业，武汉渐次成为华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

　　自1889年张之洞督理湖北以后，湖北的民族报刊业也随之兴起。1899年，张之洞支持出版了《湖北商务报》，随后，湖北当局又陆续创办了《农学报》、《湖北学报》、《蚕学报》、《湖北教育官报》等舆论宣传工具。而民办报业的勃兴更是当时湖北文化的一大亮点。由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主办的《楚报》、《湖北日报》等十几家报纸，大力宣传革命思想，鼓吹反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也起步于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改革，1904年8月27日，湖北省图书馆成立。此外，湖北当局还注重在各个学堂内设立书库，成为当时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

　　湖北的编译事业同样起步于张之洞督鄂期间。1894年，张之洞开设湖北译书局，1902年，他又设立了江楚编译局。这些机构对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建两湖书院，后经过教育改革，使两湖书院初具新式学堂的雏形，开湖北近代教育的先河。清末民初，在湖北大量涌现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它们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场所，其间也涌现了一大批在清末民初政坛、文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当时，在湖北名气较大的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有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昌两湖师范、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桑学校、方言（外语）学堂、农务学堂、算学学堂等等。在这些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里走出的著名人物有革命家黄兴、法学家张知本、教育家张继煦、方志学家王葆心以及吴禄贞、蓝天蔚、黄侃、闻一多等。

　　张之洞的主要著作《劝学篇》是在湖北撰写的。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从1896年起，张之洞开始选派大批湖北青年远赴日本与欧美留学，人数居于各省前列。据1904年对留日学生数量的统计，全国各省学生约3000人，其中湖北籍的就有420多人。截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留日学生累计达5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一。此外，湖北还向欧美各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些热血学子为了救国救民，更是筚路蓝缕，勇于探索。他们创办过“译书汇编社”、“作新社”等机构，出版过《新译界》、《湖北学生界》等刊物，并率先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说》以及德国人写的《政治学》、日本人写的《万国宪法比较》等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可见他们宣传西学之积极。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这就是要唤醒国人，“别开生面以求自立之道”，使中国免遭历史上印度、埃及、波兰那样的亡国命运，而成为一个“完全自主之国家”。

　　湖北革命党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就是从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从1903—1911年的九年间，湖北革命党人相继成立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随着近代企业和近代教育在湖北的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也随之传到荆楚大地，并对当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晚清时期，湖北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体现在军工、农桑、钢铁等方面，特别是军工企业的火药和新式枪炮的生产。1901年3月25日，无烟、无渣滓的火药在湖北首次试制成功，其爆破能力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无烟火药的生产，把我国的火药制造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我国近代兵器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是我国近代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龟山设立湖北枪炮厂。经过反复研制，1892年，终于研制成功小口径快炮。在湖北枪炮厂的所有产品中，被人们称为“汉阳造”的七九步枪最为有名，它成为当时及稍后中国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1893年，湖北汉阳铁厂成立，1894年建成，水平为东亚第一。当年的《东方杂志》描写这座中国旷古未有的大厂，说它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当时“东方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在晚清湖北，另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事业就是舆地学（即地图绘制），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对于经济建设、科学决策、军事行动、资源开发等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北在19世纪末直到民国期间，舆地学的发展独秀全国，人才济济，湖北宜都人杨守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名震全球的“三峡”一词，其所指内容正是杨守敬首先提出来的。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金石学、目录版本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

　　清朝著名学者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并誉为清朝“三绝学”。

　　近代湖北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守旧的西北的中间地带，借用气象学语言，这里恰是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交汇的“锋面”，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之处。诚如清末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

　　正因为如此，湖北武汉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继之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而这种时代的风云际会，又孕育了湖北地区开放创新、融铸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心态与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