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增加工资”

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诞生之后曾长期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境地，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推动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为工人群众争取正当权益是着力点之一。

施洋烈士，早期工运领袖、大律师、共产党员，曾参加领导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十多次罢工斗争，1923年2月15日壮烈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根据地颁布自己的劳动法，尝试将为之奋斗多年的理想付诸实践。

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为发展边区生产力，省苏维埃政府制定了《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法》，明确规定，“凡出卖劳动力以维持其生活之劳动者，无论其为公有机关或个人雇用之男女工人，均得受本劳动法之保护”。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最低限度工资标准，保护女工、青工和童工等，这是中央苏区第一部以国家基本法形式颁布的劳动法。

受中央苏区劳动立法的影响，湘鄂赣等苏维埃政府先后出台了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其中就包括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农村劳动暂行法令》和《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劳动部通令第一号》。

1932年5月12日颁布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农村劳动暂行法令》 1932年8月28日，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劳动部发布第一号通令。

“雇主请雇工，每年发给衣服两季”“雇主吃好的，工人也要吃好的，每逢初一十五要吃肉”……由鄂东南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翻印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农村劳动暂行法令》，分别从工资、待遇、劳动合同、青工女工待遇以及救济失业进行了规定，部分条文接地气而富有人性化。

根据地的劳动立法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调动了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启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觉悟，促进了根据地社会建设。同时，其中的许多规定和做法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劳动立法所采纳，影响深远。

“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

红军这支革命的队伍，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国民党一方面调集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另一方面竟“以水代兵”，在监利县上车湾掘堤放水，妄想以洪水消灭苏区的红军。

“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下，贺龙带领红二军团拿出本就不多的经费，组织百姓修堤抢险、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湖北洪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廖雪琴介绍，以国际联盟救灾组织全权代表身份来苏区调查访问的路易·艾黎感叹“只有红军真心想抗洪”，随后将国际救灾物资交由红军发放给百姓。

“民国二十又四年唉，红军啦不是为了银钱，分土地又抗捐，工农们喜笑哈哈……”这是80多年前，在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流传的歌谣。在关防乡丁家坪村一组，红二十五军75师223团政治部旧址，斑驳的土墙上写着“苏维埃新中国胜利万岁！”

徐海东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在湖北红安重建，1934年11月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将士在徐海东等的率领下，从革命利益出发，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它的主人就是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

当红二十五军部队行军路过湖北枣阳一带时，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子树林的时候，从不停留；行进途中，遇到有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红军指战员不但不去拣，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果实，还特意绕开。

“红军为何得人心？人民军队为人民。”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说。在鄂豫皖苏区，麻城籍开国少将肖永正在长征中将棉衣送给贫苦百姓的故事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史瑞林介绍，在红四方面军行军到雪山时，有一次总指挥徐向前看见肖永正披着草袋、背着行军锅跟着部队前进，脸都冻紫了，便很生气地质问39团9连连长刘三虎，为何棉衣已发，还有战士身上只披着一个草袋，并责令刘三虎把司务长叫来问话。刘三虎回答，披草袋、背大锅的就是司务长。

原来，肖永正上山前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一名没有衣服御寒的穷苦群众，自己只能靠草袋和大锅挡风挡雨

。

正是靠着严格的纪律和一心为民的情怀，红军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获得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

回望人民军队成长史，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官兵一致、官兵平等。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3块银元和1枚铜币，它们是朱德、康克清夫妇当年在红军队伍中分到的“伙食尾子”。

什么叫伙食尾子呢？就是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三湾，在三湾进行改编，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大家都平等，不许打骂士兵；军事民主，要发挥集思广益地充分讨论；还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就是士兵参与管理，管理伙食，经济上要定期公布帐目。另外，当时经过精打细算，伙食上有了结余，给大家发点结余的钱，这就叫伙食尾子。

红军长征以后，在1934年底，1935年初，红军过乌江，到乌江以南，部队结算了1934年12月伙食情况还有点结余，就给每个人发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遵义会议以后，为了庆祝遵义会议，又给每个人发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1935年6月，部队又发了五毛钱的伙食尾子，这样每个人就是一块五毛钱，朱德和康克清两个人加一块就是三块钱。

图｜朱德和康克清在一起

朱德和康克清一直保存伙食尾子这三块钱。另外康克清还把在中央苏区，她结余的伙食尾子五分钱的铜币也保存下来，总共是三块银元、五分的铜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部队建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在98抗洪、汶川抗震、舟曲抗击泥石流中，将军到士兵一起斗洪峰、战天险、抢救伤员、运送物资，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分不清哪个是“官”，哪个是“兵”。

历史证明，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新月异的和平时期，尊干爱兵、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始终是我军保持强大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利器。

“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

红军代表穷人的利益，所以与穷人的关系特别亲。

湖北郧西:红军有支回民游击队，鱼水情深映初心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是当年红二十五军经过湖北进入陕西的重要关卡，直到今天当地人还津津乐道着红二十五军战士与湖北口回族乡回民群众之间的军民鱼水情。

湖北口回族乡是回汉族杂居地区，当时的回民占总人口有半数左右。当年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湖北口回族乡时，这里的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欢迎红军。红军到了这里以后，只有在征得回民同意后，方可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官兵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饮具，不得在回民住处杀猪、吃猪肉、喝酒等等。

这里的回民群众还把红军战士们请到家中，端茶送水，热情招待。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离开时，把借用的东西照样送还，把地面打扫干净，向主人家再三道谢。长征万里，红军纪律严明，坚决保护群众利益，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

给红军送过棉袄的回族老人杨开富 杨开富在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坎子山村的家门头，“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依稀可见 湖北口回族乡坎子山村给新四军送过鸡毛信的回族老人魏登志

只为一句承诺！一家5代人88年守护红军墓

方典主是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李师关村村民，从他的爷爷方明耀开始，方家人每年都要在为祖先扫墓之后再为七叶山上的一处没有墓碑的墓地扫墓，这一扫就是88年。

这个墓冢的主人到底是谁？据多方考证，墓主可能是红军营长肖大喜。1934年至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郧西境内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不仅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还在十堰地区斗争了两年八个月。1936年一场激战，二营营长肖大喜身受重伤，战士们抬着他来到郧西县香口乡七叶山，最终肖大喜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方典主说：“我们会继续把红军墓守好，同时希望能帮这位红军找到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