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 楚天都市报

口述、图片提供/陈宪玲整理/谢靓摄影/于利利

【编者按】从一大堆来稿中翻出陈宪玲的故事时，窗外的夜色正浓。夜色中的都市，每一盏灯火都很迷人，每一扇窗户似乎都在等待着回家的人们。照片中，重逢的姐妹俩笑得那么真切。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生活如此让人迷恋，原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悲欢离合。它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情感力量，更让我们珍视这些不会重来的时光。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和双胞胎姐姐在汉口老球场街一户姓亢的人家出世,父母靠摆小摊卖烧饼为生。那时，球场街没有现在这样宽阔的马路，到处都是和我父母一样做小生意糊口的人。我们出生两个多月后，整条街流行天花，姐姐被感染了，父母怕她传染给我，又担心家里穷养不起两个孩子，含泪把我送到了美国人办的同仁医院,———就是今天的武汉市三医院，那里有专门照顾孤儿的机构。

此后，我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养父母给我起了学名叫“陈宪玲”。养父是基督教会的牧师，后来又担任一家私立教会学校———心勉中学（今天的友谊路中学）校长，家里条件不错，即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依然能够安心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到武汉市三十四中当了语文老师。

我的胞姐亢双梅的生活比我艰辛得多。她的天花痊愈后，脸上留下了麻点。由于家境贫困，姐姐只读到初中，就到武昌手表元件厂当了工人。当我在陈家丰衣足食时，她正跟着父母颠沛流离。解放战争时期，一次，美国的飞机在球场街投了很多硫磺弹，她和父母躲在路边的沟里才幸免于难。但家里的房子已被烧毁，全家不得不逃到黄陂，风餐露宿，躲了一些日子，又一路乞讨回到武汉。

由于出生后不久就被送走，我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小时候，父母和姐姐偶尔会来陈家看我，但没有任何人跟我提及身世。现在回想起来，养父母当时是不乐意我家人来访的。有几次，他们一进门，养父立刻把我拉到身后，避免和他们见面。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和亲生父母就断了联系。直到我上高三那年，才从一个邻居口中得知了我的身世。从那以后，走在街上，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四处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人生的际遇是如此奇妙，我没有想到和姐姐还会有重逢的时刻。那是1961年，我有两个学生因贫困辍学，到武汉手表元件厂做工，见到了同厂的姐姐亢双梅。他们告诉姐姐：“你和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长得好像啊。”姐姐向这两个学生问到了我所在学校的电话号码。当我接到她的电话，听见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她是我姐姐时，我呆住了，热泪模糊了双眼。

我们约好在三十四中门口见面。她出现了，我一看见那张和我相似的脸，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们快步走到一起，彼此拉着手，泣不成声。接着，我跟着她回家见到了父母，一家人抱头痛哭。20多年骨肉分离，终于迎来了团聚的这一天。

此后，我和姐姐经常“粘”在一起。我们穿着相同的衣服，在江滩在公园留下了不少合影，我们还一起过了60岁的生日。姐姐和我都患有高血压，我买到什么好药，总不会忘了给她捎一份。虽然她住在武昌司门口，我住在汉口天门墩，但这股血脉亲情，穿越江水和时空，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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