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各事其本’”

在向香港生活寻宝的同时，爱玲也在上海滩上掘金。爱玲熟悉上海人，喜欢上海人。上海人的圆通精明、疲乏放任表现出奇异的智慧，张爱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刻画了已婚男子的情感浪费(《封锁》)、被物欲和情欲逼成的心理变态(《金锁记》)、现代知识男子的双重性格(《红玫瑰与白玫瑰》)、青春之花的早夭(《花凋》)、老夫少妻的心灵空虚(《留情》)。这些作品中，最为人知的是《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原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着痨病的二少爷。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至变态。分家后，有了金钱支配权的七巧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角是工程师佟振保，他赤手空拳打天下，留学回国后在工厂一帆风顺、事业有成，备受人们赞誉。可他一步步滑向了道德与肉欲的夹缝中，人格分裂，多方受挫，成为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这两个中篇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细细咀嚼。

《花凋》也是张爱玲描写遗少家庭女性悲剧作品中的一篇，它曾被选入钱谷融主编的供学外语的中国学生和学中文的外国学生作教材的《中华现代文选》中。故事是从一个美丽的修饰一新的坟墓开始的。这是“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上刻着：“……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似乎是一个表现家庭温爱意外生悲的故事。然而“全然不是这回事”。她父亲为着风流而无钱给她治病，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妇人，姊妹中争风吃醋，以大欺小。恋爱是她生命中惟一的火花，但是很快熄灭殆尽。因为病，更因为孤独愁苦，无望无爱，她离开了人世。花之凋零，因为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沃土，没有园丁。川嫦的早逝，归罪于她出身的那个腐朽颓败的遗少家庭。什么父母之爱、姊妹之谊、恋人之情，纯属子虚乌有。

1971年，台湾作家水晶先生费尽周折访到张爱玲。张爱玲对他谈到自己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各事其本’”。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与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至于这篇小说的原型是哪几位，现在已不可考，但《金锁记》《花凋》确是“各有其本”的。前者以她的太外祖父李鸿章之次子一家的生活为背景，后者以她舅舅黄定柱的三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为蓝本。

《金锁记》开头介绍“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姜公馆”则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小说中的“大爷”，真名叫李国杰，做过招商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年遭军统特务暗杀。大奶奶姓杨，曾与爱玲多次聊天闲谈。“我的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我的姊姊张爱玲》）李国杰的三弟，天生软骨症，不易娶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就娶了合肥老家的一个乡下女人，这就是小说中的二少爷和他的媳妇七巧，爱玲姐弟称她为“三妈妈”。她因为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嫁到大户人家，却与残废为伴，因此很有自卑感，又特别好强，“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我的姊姊张爱玲》）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性格十分相近。小说中的三少爷姜季泽，“其本”为李家四爷李国熊。他和张廷重交情不错，还认张子静为干儿子。他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花钱如流水，子女又多，后来经济拮据，在上海住不下去，搬到了北京。小说中的长白、长安有爱玲的“琳表哥”李玉良、康姊姊的影子。张爱玲正是以这一家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性格为原型，加以创造发挥的。

明日请看：清朝遗老遗少的生活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