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依然存在引文不严谨的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类书。以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太平御览》为例，该书引用图书计1690种，但在书名的标引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有的一书引作多名，如刘澄的《宋永初山川古今记》，分别被引作《宋永初山川记》《永初山川记》《山川古今记》《刘澄山川记》等5种书名；有的误用其他书名，如卷三一六引《论语》云：“太公曰：阴谋书，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举脂烛，推掩不备。”而《论语》中绝无此语。另一大类书《太平广记》也存在书名前后不一、标错书名、滥用简名等问题。如《博异志》或引作《博异传》《博异记》《博异录》；《嘉话录》或引作《刘公嘉话录》等；郭颁《世语》误作郭颂《世语》；《冥报记》误作《冥报拾遗》，而《冥报拾遗》又误作《冥报记》；《蔡邕别传》简引作《邕别传》等。
宋代四大类书之一《太平御览》
另外，宋人注释也存在引文不实的问题，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二《九歌·大司命》题下，洪兴祖注曰：“按《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而《汉书·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说者曰：文昌，第四星也。’”[1]而查核《史记·天官书》，原文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2]再查核《汉书·郊祀志》，原文为：“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颜师古注文：“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说者云文昌第四星也。”[3]对照引文与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引文是根据原文缩略而来，且引文存在将注文混入原文的现象，如“荆巫有司命。说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之语，显然出自颜师古的注文，而非《汉书》原文。
以上是宋代引文不严谨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宋代有的学者身上，也有对引文要求非常严格的另一面。如苏洵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4]他将引文比作法律诉讼的证据一样重要。也许正是在他的教育和熏陶下，苏洵的儿子大文学家苏轼在引用经传时，就非常注意注明出处，堪称引文严谨的典范。据宋人洪迈说：“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5]可见，苏轼“详述本末”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这既是尊重原作，也是尊重读者的态度。苏颂，字子容，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他每一遇一事都习惯检索文献出处，据清人梁章钜说：“读书必以细心为主，苏子容闻人语故事，必检出处；苏文忠每有撰著，虽目前事，率令少章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6]卫湜，字正叔，吴郡人，所撰《礼记集说》，网罗郑玄以下144家注解，均一一注明引文出处，“其言有曰：‘他人作书，惟恐不出诸己；某作书，惟恐不出诸人。’”[7]可见卫湜在引述他人作品时，非常尊重他人的著作权。
苏轼画像
明代方以智《通雅》云：“古人称引，略得其概，则以意摛辞。”[8]也就是说，引文只要会其意，而不必强求与原文语辞一致。这既是对古代引文特点的概括，也是明人自己对引文的认识。受明代学风流于空疏的影响，明人著述引文也表现得相当随意和混乱。清初顾炎武曾这样评价道：“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 [9]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是引自《旧唐书》，明人刻书不但未加核对，还擅自妄改原文。而有的因避讳当改回原文的，又仍沿袭之，如“《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后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10]
明人引文的随意和混乱，首先表现为引文大多不标注出处，如宋人罗愿《新安志》云：“吴新都郡不载户口之数；晋新安郡统县六，户五千；（刘）宋统县五，户一万二千五十八，口三万六千六百五十一；隋歙州统县三，户六千一百五十四；唐旧领县三，户六千二十一，口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七……”[11]明成化进士汪舜民（字从仁）编纂弘治《徽州府志》时引用了这段话，却未注明出处。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杂采《春秋》三传所遗之事汇辑成《春秋别典》十五巻，“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其阙略者十三……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12]可见他只是做了简单的考订工作，各条之末均不标明出处。明人引书不注出处甚至闹出了误把古人当今人的笑话，如北齐邢劭（字子才）是一位著名藏书家，据《北齐书》载：“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13]明人陆深《春风堂随笔》引述此事时说：“邢子才藏书甚多，而独不好校雠，尝曰：天下书至死不能读尽，且误字思之，亦是一适。”[14]因为陆深引《北齐书》未注出处，以至于有的读者误把北齐邢劭当作明人。
其次，明人好窜改引文，为己所用，如明万历六年（1578）刻本门无子评《韩子迂评》，将元人李瓒注文和何犿校文删改得面目全非。《四库全书总目》云：“（何）犿序称李瓒注鄙陋无取，尽力削去，而此本仍间存瓒注，已非何本之旧。且门无子序又称取何注折衷之，则并犿所加旁注，亦有增损，非尽其原文。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就己意，动辄失其本来，万历以后刻板皆然，是书亦其一也。”[15]
清代学者也认识到了古代引文“略其文而用其意”的特点，如顾炎武说：“《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16]但顾氏没有像明人一样沿用这种略文用意的引文方法，而是提出了“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17]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18]也就是说，不但一般引文要注明作者，如果是引中有引的，还必须兼注二次被引的作者，不可掩为己有。这不仅是君子之德，更是治学的基本素养。
顾炎武《日知录》
朱彝尊著《日下旧闻》，仿照宋人卫湜的做法，引书1400余种，一一注明出处，他自称：“所抄群书，凡千四百余种，虑观者莫究其始，必分注于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卫正叔尝纂《礼记集说》矣，其言病世儒剿取前人之说以为己出，而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彝尊不敏，窃取正叔之义。”[19]可见，朱彝尊注引文出处，并不是炫耀摭采之博，而是为了方便读者究其始末。无独有偶，清人刘声木也有和朱彝尊一样的想法。他在《苌楚斋三笔序》中说：“予撰《续笔》即成，复编《三笔》十卷，体例仍如前。其中虽多征引前人旧说，不尽出于己意，然北宋卫正叔有云：他人著述，惟恐不出于己。予书惟恐不出于人。声木虽不敏，窃愿附此义。果使后人见其采辑尚无疵谬，可备参考，许其附骥以传，使微贱名氏千载下得挂名于艺林之末，如江阴缪筱珊京卿筌孙所云，则予心已大慰矣。”[20]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清代引文一反明代粗疏的陋习，而以严谨准确见长。如乾隆间周书昌、李南涧修《历城县志》，仿朱彝尊《日下旧闻》例，引文均标明出处，得到了史学家章学诚的称许：“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21]周城撰《宋东京考》，亦仿朱彝尊，备列引文出处。嘉庆间陈鸿墀预修《全唐文》时，顺便将有关资料辑录为《全唐文纪事》，该书引书580种，每条下俱注明出自何书，如卷十一“璹以帝王谟训，不可阙纪，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责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授史官。从之。时政有记自璹始”下小字注“《新唐书·姚璹传》”[22]。清人在转引时，尤为慎重，如前文顾炎武主张“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陆樾轩则主张穷本溯源以核原文，以免以讹传讹。他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近见后生小子，皆喜诵《毛西河集》，其所称引，甚未足据。必须搜讨源头，字字质证，慎勿为悬河口所谩。”[23]
清代学者对引文有深入研究，章学诚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文史通义》中说：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于汉《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于隋《经籍志》注，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注》），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谬矣。[24]
在章学诚看来，“著作之体”与“考证之体”对引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因引文语义已和成文融为一体，可以不必标出，而后者因考证对材料的特殊要求，故“一字片言，必称所出”，且有多个出处时，“则必称最初者”。章学诚还专门研究了史志的引文问题：“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实，非尚文辞。苟于事实有关，即胥吏文移，亦所采录，况上此者乎？苟于事实无关，虽班扬述作，亦所不取，况下此者乎？……如恐嫌似剿袭，则于本文之上，仍标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标题之法，一仿《史》《汉》之例。《史》《汉》引用周秦诸子，凡寻常删改字句，更不识别，直标‘其辞曰’三字领起。惟大有删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别之。若贾长沙诸疏是也。”[25]他主要谈了史志引文的三个方面：一是引文目的在于“期明事实，非尚文辞”；二是引文“仍标作者姓名”；三是引文有详略二类，凡“大有删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可用“其略曰”三字。
清代后期学者陈澧，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他在《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引文的方法：
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像
一、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
二、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三、书之显赫者，但当举其书名，亦有当举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则当兼举其字、或号、或官、或谥。若其人其书皆不显赫，则举其名。此当斟酌于其间也。文字之内说古人，亦当斟酌。
四、所引之书，卷帙少而人皆熟习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或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五、引书条数，固当以时代先后为次第，然亦不可尽拘。有以此一说为主，以彼一说佐之者；有以此一说牵连彼一说而出之者，则当审其文义，以定其次第也。
六、所引之书，其说甚长者，当择其要语，或不必直录其文而但浑插其意，如孔疏引郑注有云郑以为者，此亦引书之一法。
七、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者，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者矣。或其书难得，不能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不见此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若其书已亡，自当从他书转录，然亦必须注明所出之书也。
八、引书之后，继以自己之语，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如引书多，不每条如此，亦须斟酌文义，使自己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
九、引前人之说而加以称赞，必须斟酌。如郑君、朱子之经注，许氏之《说文》，马班之史书，何待称赞者!必须称赞，则其语须简而实，如以浮辞称赞则愚矣。
十、前人之说，有当辩驳者，必须斟酌语气。如郑君、朱子之书，亦岂能无误？但当辨析，不可诋諆。即辩析亦当存尊敬之心。如注《周礼》不从先郑之说者，但曰“玄谓”云云，此当奉以为法者也。若其不必尊敬，其说又乖谬足以误人，则当正言斥驳，仍不可加以谩骂，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书皆无足轻重，则更不必辩驳矣。[26]
以上十条可概括为三句话：引前人之说必有出处，引前人之文必见原文，引用当尊重前辈学人。此乃清人治学之精义，虽不足以概括清代学术规范之全貌，但毕竟是一种学术规范形式，于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清人能在引文理论与方法方面有所建树，与清代乾嘉以来兴起的考据学大有关系。对于考据家来讲，一字一句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就谬之千里了。特别是由于版本的不同导致的文字差异，如果不严加注明，其文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就要大打折扣，因此注明引文的出处就关乎其立论的依据，引文注明出处就成了清代学者不得不遵守的学术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引文滥觞于先秦，盛行于唐宋，规范于清代。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古代引文都体现出略文而用意的特点，在形式上不严格核照原文，在书名、作者名的标署上随意性较大，也有相当多的著述存在引文不注出处的情况。但这种状况到了清代为之一变，引文渐趋严格和规范。这从著作权意识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点校．楚辞补注·九歌章句第二·大司命．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2]（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1293．
[3]（汉）班固．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1211．
[4]（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3：111．
[5]（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1·东坡引用史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48．
[6]（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3·劝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73．
[7]（清）徐珂．清稗类钞·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
[8]（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古书参差说．北京：中国书店，1990：25．
[9]（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8·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76．
[10]（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文未正之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15．
[11]（宋）罗愿．新安志·卷1·州郡沿革．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50·春秋别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696．
[13]（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6·邢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478．
[14] 转引自：曹之．古书引文考略．四川图书馆学报，1997（2）．
[15]（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01·韩子迂评．北京：中华书局，1997：1318．
[1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0·引书用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63．
[1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0·引古必用原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62．
[18]（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0·述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62．
[19]（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5·日下旧闻序．上海：世界书局，1937：440．
[20]（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苌楚斋三笔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475．
[2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8·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873．
[22]（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11·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59：125．
[23]（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0．见：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669．
[2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4·说林．北京：中华书局，1985：349．
[25]（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8·修志十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846．
[26]（清）陈澧．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见：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0．
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