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潜江人李汉俊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为《新青年》等报刊撰稿及主编《劳动界》等刊物，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特别是早期文章，使用了丰富的潜江方言，现撷取部分典型例子共相赏析。

李汉俊在1919年8月17日《星期评论》第11号上以笔名“先进”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文章首段第一句话：“人类比起一切禽兽，有什么两样的地方？”这里的“两样”，就是典型的潜江方言，就是别样、不一样的意思，突出区别的含义。文中口语化词汇很多，比如：靠不住得很、说头、最合用、及不到、及不来等等。李汉俊对底层各行业劳动者也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工具如数家珍：“在从前机器未发明的时候，生产的器具，是一切工人自己所有的。木匠一定有两个铇子、一把锯子、一个墨斗、一个规尺。泥匠一定有一个水桶、一个灰板。农夫一定有犁锄钉耙。”然后据此论述工具的制造、更替、所有权等，最后启迪读者思考：怎么“可以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可谓由浅入深、循循善诱。

李汉俊和家人合影

《他们也晓得尊重教育了》一文中，使用了生动形象的方言“着急发跳”。着急是形容心情、发跳是形容动作，通过身体动作进一步形容了着急的程度。《时局怎么样》引用了“乡下人唱的一个俗歌”：“做天难得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卖小菜的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天。”随之以一句评论点睛：“时局！太难为你了！”把纷繁的时局通过市井小民复杂的人心需求进行恰到好处的喻示。

在《少数人政治之危险》一文中，通过口语化动态词汇，让文章变得更活泼，比如：回转头来、从底下着手、商量—商量、错了路子、靠得着、做得长、做不长、做得下地、做不下地、塌台……把深刻的政治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揭示给读者大众。

在《徐树铮与谭能觉》的短评中，以徐树铮“够不上给谭能觉提草鞋”的直白口语，辛辣讽刺徐树铮对内滥用武力、对外无能为力的丑陋军阀嘴脸。

在《男女解放》的论文中，使用的“逼起跑”“赶起跑”，是明显的潜江方言词汇。其中“吓得要死”“骂得要死”，也是潜江人常用的夸张说法。象“原谅—原谅”，两个相同的动词中间加上“—”字，和前文中的“商量—商量”一样，也是潜江人方言口语环境中常见的用法。

1923年，李汉俊和陈静珠结婚

李汉俊的《改造要全部改造》一文中，一些地道的方言词汇，让读者看到了这位潜江作者受家乡方言文化的熏陶之深。李汉俊的老家位于汉江支流东荆河大堤脚下，筑堤这种集体劳动场景，附近居民耳闻目睹，极为熟悉，而李汉俊在本文中按潜江方言中将“筑堤”称为“打堤”。“看着看着”用潜江方言写作“看处看处”，贬义反问词汇“生得贱不贱”，也很接方言地气。“稍微”写作“些微”、“墙壁”写作“壁子”，“什么样”简写为“什样”，“多少”写作“几多”，“结尾”写作“尾子”……都是潜江方言习见的用法。“活冤枉”“把与人”“不消我说得”“睁起两只眼睛看罢”“学学乖”……这些口语化的方言，增强了文章娓娓道来的亲切感与可读性。

《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中，使用了民间谚语“下水思命，上岸思财”、俗语“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使严肃的政论文章中透露出一种真实的社会生活感。

1920年8月15日出版的《劳动界》第1册，李汉俊在《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写工人的悲惨生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当干净”就是到当铺里当卖干净。这种没有后路和希望的遭遇，不能不让正义的革命者和具有道义的读者对此生起同情，并对剥削者生起愤慨！

《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一文中，描述资本家支配下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一天作到晚，一夜作到天亮，一年作到尽头”。这种递进句式，让读者对剥削的严重程度产生直观的窘迫感。

1924年12月1日、1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社会科学特刊”连载李汉俊《发刊旨趣》一文，通过底层劳动者吃“高粱糊涂”造出了“白米饭”、剥削者“只是坐在屋里吃白米饭”，形象地对比二者之间生存状态的巨大反差。“高粱糊涂”，就是“玉米糊糊”，即玉米磨成粉状和水煮食。潜江人习惯把“玉米”称为“高粱”。白米是五谷之一，玉米是杂粮之属，白米干饭可以饱腹，玉米稀糊仅能充饥，幼年李汉俊在家乡时，家境清贫的他应该对“高粱糊涂”的滋味是印象深刻的。这也是熟悉底层疾苦的李汉俊在撰写革命文章时，能够娴熟地运用潜江方言增强文章抨击力和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文/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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