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驻日使团的重要成员。他自编的诗集《人境庐诗草》，不仅为其赢得了“诗界革命”旗手的声誉，同时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和垄断地位。”[1]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因其相对优越发达，流出去的多，流进来的少，对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日本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既便是在当今现代化水平很高的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依然清晰可辨。近代初期，尽管中日文化的流向仍延续传统格局，但较前已截然不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此时的日本，对中国的关注一如既往，但不只是以中国为师，更多的是以中国为鉴。他们试图从中国汲取的也不只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后少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获得的有限的西方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一批世界史地著作，成为幕末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和西方形势的重要指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清朝政府的腐败保守和对西方文化的深闭固拒，日本有识之士感触尤深。1861年，维新志士高山晋作随“千岛丸”号船过上海时就说：“清朝为了镇压本国的内乱借助外国的力量，清朝顽固地拒不接受外国日新月异的先进知识，这两点将使清朝灭亡。日本绝不能走清朝的路。”[2]以西方为先导，以中国为前车，日本走上维新之路，最终挤身资本主义强国之列。1868年明治维新，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中国人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作为中国最早的驻日外交官之一，黄遵宪从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1898年被任命为驻日公使，长期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前沿，《人境庐诗草》记录着他自1864年到20世纪初政治和外交生涯的所见所历所感，成为这一历史转变的文学实证。

在《人境庐诗草》开篇第一首《感怀》中，黄遵宪有感于清王朝的衰败，对中国学术虚空和守旧的流弊提出了批评：“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毕生事钻仰，所虑吾才竭”；“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3]，表现出“经世致用”的旨趣和开放的胸怀，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深刻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天无力。西方列强的侵略一步步加深，“清朝上下却依然“我自闭关眠不动”[4]，“乌知今日裨瀛大海还有大九洲”[5]，诗人对此忧心如焚。他蒿目时艰，发出了“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6]的呼唤，同时告诫仍抱有“文化优越感”的一般士大夫：“万方今一概，莫自大中华。”[7]因此，当黄遵宪奉命出使日本时，心情格外愉快，他欣然写了一首《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  ，待我扶桑濯足来。” [8]

黄遵宪的使日，本身就已表明中日关系的变化。从1877年到1882年的五年间，黄遵宪遍游日本秀美山川，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对日本社会历史和现状深入考察，开始重新考虑中日文化关系。《人境庐诗草》自第三卷开始直至终篇的一首《梦中纪述寄梁任父》，从目睹日人“衣冠创见汉官仪” [9]的喜悦到对幕末志士“光华复旦歌维新” [10]的礼赞，再到致力于“《千秋鉴》借《吾妻镜》” [11]的日本问题研究，以诗歌的形式展现了诗人由对中华文化沾沾自喜，转而对日本维新大力介绍传播的心路历程，浓缩了中日文化交流逆转时期的历史轨迹。

二

尽管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发生逆转，但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日两国的交光互影清晰可见。

唐朝，是中国诗歌艺术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当时许多日本人不仅喜欢唐诗，而且运用唐诗格式创作汉诗。这一传统历久不衰，涌现了一代又一代汉诗名家。“千余年来，有诗集问世的日本汉诗人不下数千人，诗作不下数十万首。汉诗成为日本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后，与西方“政治学术”已“无大异” [13]，但文人学者对汉文汉诗的热衷依旧，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魅力不减。与此同时，随着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近代外交关系在中日之间建立，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接受日本文学的影响。黄遵宪是晚清杰出诗人，享有“中国诗界之哥伦布” [14]的声誉。使日期间，他以论诗衡文，与日本友人切磋交流，切实推动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发展。透过一部《人境庐诗草》，既可以发现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又能够看到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黄遵宪素以诗名世，到达日本后，“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黄遵宪利用和日本人士交往的机会，首次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全书传播到日本，赠送友人并大力推介，称之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 [15]。他尤其热心与日本学者探讨中日诗文，对日本友人“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16]《人境庐诗草》第三卷收录了许多他写给日本诗人的作品。如为宫本鸭北山水画的题诗，为解官归田的秋月古香而作的送别诗等，在日本友人中间广为传颂。此外如第七卷的一组《续怀人诗》，忆及宫岛诚一郎、秋月古香和日本群诗人：

“袖中各有赠行诗，向岛花红水碧时。

只恨书空作唐字，独无炼石补天词。”

诗中所说的“赠行诗”，是1882年黄遵宪由日本前往美国时与大沼厚、冈千仞等日本诗人的留别诗。诗中所说的“炼石补天词”，是日本诗人森鲁直之子森槐南的《补天石传奇》。黄遵宪读后曾作《补天石传奇题词》：“后有观风之使，采东瀛词者，必应为君首屈一指也。” [17]森槐南时年16岁，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与黄遵宪的鼓励不无关系。王韬认为，“日本文教之开，已有千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 [18]这个评价当不为过。

黄遵宪不仅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人境庐诗草》中的有些诗作，还广泛借鉴日本文学的优秀成果。例如第三卷的叙事长诗《赤惠四十七义士歌》，就是根据青山延光《日本四十七侠士传》和日本戏剧《忠臣藏》的故事而作。另一首《都踊歌》，被梁启超称为黄遵宪诗集中绝少概见的“绮语”之作[19]。都踊，是日本京都地区的民间习俗。每年七月十五日开始至晦日的晚上，盛装的男女按街或坊以16至64人为班，且歌且舞，直至达旦。《都踊歌》采用古乐府形式，揉和都踊歌辞和《高砂曲》等日本民间文学的成分，再现盛大的民间歌舞场景。全诗一唱三叹，柔情回荡，在诗集中很有代表性，是中国诗歌受日本文学影响较早的作品。

三

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双方社会发展和进步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推动。如果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通过全面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最先给中国勾划了一幅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社会蓝图的话，他的《人境庐诗草》则通过颂扬日本维新志士勇于改革和不畏牺牲的可贵品质，揭示变法革新的必然趋势，召唤中国的维新人才，为维新变法注入精神力量。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同文同种，同样被西方列强以武力开关，但两者的命运却因走上不同的道路而改变。黄遵宪到日本后，目睹日本的蒸蒸日上，反顾清朝的江河日下，观念为之一变，逐渐形成以邻为师、改革开放的进步思想。《人境庐诗草》第三卷的《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首先回顾“日本二千年，本以武开国”的“尚武”精神，接着追述“环顾五部洲，沧海不可隔，函关一丸泥，势难复闭壁”的开放过程，并高度评价日本学习西方的维新措施：

“古岂无利器，今合借他石。

近年欧罗巴，兵法盖无匹。

广轮四海图，上下千年籍。

择长以为师，悉命译人译。” [20]

这首诗介绍日本的对外开放和悉从西法，旨在唤醒中国人从保守和闭关自大中走出来，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这一“他山之石”，“择长为师”，变法自强。

《诗草》卷三最为人推重的是组诗《近世爱国志士歌》，共12首，赞颂为日本维新事业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堪称日本维新志士的群英谱。诗的后面写有一篇不短的注，表明诗人的写作目的在于弘扬他们“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组诗中有一首歌颂维新功臣吉田松阴：

“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槛车？

倘随七生愿，祝君生支那。” [21]

诗人对吉田松阴满怀敬佩，期盼中国也能涌现出像他那样的改革家和爱国者，其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

与这组诗相对应的，是《诗草》中的另一组《己亥续怀人诗》24首，再现中国特别是湖南维新运动诸杰的形象。黄遵宪不仅写诗著史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而且亲身投入到祖国的变法实践。戊戌维新时期，他与梁启超共同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并参与和领导了湖南新政。《己亥续怀人诗》即着力于表彰陈宝箴、唐才常、江标等维新派人士的贡献。这组诗的最后一首，写给蔡锷等中国进步事业的后起之秀：

“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

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 [22]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诗人并没有心灰意冷，他深信维新事业后继有人。因为他从蔡锷、梁启超等青年一代身上看到了希望。特别是谭嗣同甘为变法流血的壮烈之举，令诗人感怀。《已亥杂诗》第83首，悼念谭嗣同：

“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才心丹。

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 [23]

诗人把谭嗣同比作中国的吉田松阴。他深知，“五洲变法都流血” [24]，所以他坚信，中国产生了谭嗣同这样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吉田松阴式的烈士，维新事业成功有望。

《诗草》中还有不少作品，探索学习日本、变法自强的必然性，指出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黄遵宪在日本接触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心志为之一变。《已亥杂诗》中，他总结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原因，认识到“万国强由法变通” [25]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预言：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

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

诗人给这首诗写的注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 [26]《诗草》最后一首写给梁启超的诗，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坚定信念：“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 中国的变法是时代潮流，封建专制终将被埋葬。在这首诗中，黄遵宪提出，如果能学习日本，“立宪定公名，君民同一体”，“果遵此道行，日几太平世”。[27]在20世纪的革命洪流中，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已落伍，但是，他反对君主专制的坚定态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从对日本维新志士的礼赞到对戊戌变法同志的褒扬，从介绍日本变政后的强大到揭示中国学习日本、变从西法的历史趋势，《人境庐诗草》始终为中国近代改革运动鼓与呼。

四

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友谊越千年。明清两朝以来，这种友好交往因双方的锁国政策而日益减少。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各界冲破种种阻碍了解中国，但中国社会却对自己的东邻知之甚少，就连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进思想家的世界史地著作中也语焉不详。正如王韬所说，“彼中书籍谈我国之土风俗尚物产民情，山川之诡异，政事之沿革，有如烛照犀然，而我中国文士所撰述，上自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语焉而不详，袭谬承讹，未衷诸实” [28]。因此，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交流，特别是唤起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在当时尤为重要。

介绍日本的风土民俗，加深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是《人境庐诗草》的一个重要内容。黄遵宪痛心于中国对日本“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 [29]的闭塞状况，写了《大阪》《游箱根》等大量介绍日本山水名胜的诗。其中《不忍池晚游诗》15首，记述诗人夏日晚游东京上野不忍池的所见所感，为我们描绘出东瀛岛国的旖旎风光。诗的最后写道：

“山色湖光一例奇，莫将西子笑东施。

即今隔海同明月，我亦高吟《三笠辞》。” [30]

诗人认为，不忍湖可与中国的西湖相媲美。他表示，自己愿做当代的阿倍仲麻吕，肩负起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使命。

黄遵宪非常喜欢被日本人民视为和平友好的象征的樱花，写下了著名诗篇《樱花歌》，当他离开日本的时候，又写诗表达对日本国花和日本风光的赞美和留恋：“一日得闲便山水，十分难别是樱花。”表示要把日本的山水风尚介绍给家乡父老[31]。多年以后，诗人回首往事，仍然难忘扶桑胜景：

“岁星十二遍周天，绕尽圆球剩半环。

法界楼台米家画，总输三岛小神山。”

诗后自注云：“余客海外十二年，环游地球，所未渡者大西洋海耳。山明水秀，日本最胜。” [32]可见，诗人对日本秀丽山川的衷情经久而弥浓。

黄遵宪热爱日本的岛国风光，更对日本人民怀有深情厚谊。《人境庐诗草》中相当一部分篇幅记述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与日本友人的交往，表达了对中日友好的热切期望。《已亥杂诗》第44首，写诗人亲见东汉时期中日交流的历史见证“汉委奴印”时的感受：

“长恨古人吾不见，又疑诸史半欺谩。

女王铜镜委奴印，亲手摩挲对面看。” [33]

接着，诗人追述七世纪以来“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的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交流史，呼吁两国人民“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34]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诗中，诗人写道：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若掎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35]

在此，诗人要传达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御侮、共同富强的心愿，是中日两国友谊世代长存的祝福。与此同时，诗人非常珍视与日本友人建立起来的友谊。《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为佐野雪津题觚亭》等就是他与日本友人一往情深的真诚流露。

黄遵宪热爱日本的山水风俗，热爱日本人民，渴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对日本政府的扩张野心放松警惕。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诗人作《流求歌》寄慨，同时告诫国人，“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36]。《岁暮怀人诗》第9首的“天竺新茶日本丝，中原争利渐难支” [37]，则表现出对日本商品输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有所觉察。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黄遵宪把满腔怒火化作笔底风雷，愤笔写下一组叙事诗《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真实记录了战争全过程，悲壮激越，反映了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这些诗篇影响甚广，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爱国御侮的斗志，被称之为“诗史”。

黄遵宪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态度坚决。然而，他始终希望中日之间再修旧好，建立平等共生的新型文化关系。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诗人在《马关纪事》一篇写道：“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 [38]认为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应当睦邻友好，共生共荣。

诗以言志。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人境庐诗草》“开卷爱国心，掩卷忧国泪” [39]，贯穿着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学习日本、改从西法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黄遵宪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人境庐诗草》记录着他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重读这部优秀文学遗产，对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2]（日）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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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9] [30] [31] [32] [33] [34] [35] [37] [38]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2、64、137、148、151、154、157、338、831、439、186、218、659、644、601、639、630、816、218、174、257、628-629、629、195-196、188、412、513页。

[12]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6页。

[14]高旭愿：《无尽庐诗话》，《人境庐诗草》附录二，第984页。

[15]实藤惠秀：《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0-71页。

[16] [18] [28]王韬：《日本杂事诗序》，《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页、251、251页。

[19] [39]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境庐诗草》附录三，第970、974页。

[36]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人境庐诗草》附录二，第901页。

作者简介

刘兰肖，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期刊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