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30余种。《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忙过“白鹿原”年

    陈忠实是我认识的最没有架子的大作家，年过花甲的他精力充沛，厚道淳朴，只要自己能办到的事绝不推辞，从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你就能感受到关中农民特有的气质。“唉，我这性格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为啥？小时候在农村就是个乖娃嘛！”他说。

但要采访陈忠实却极难，不是他拒绝采访，而是太忙。陕西文艺界都说今年是“白鹿原”年，电影、电视剧、歌剧、话剧齐上阵，这不但让其他作家眼热，连陈忠实自己都有点招架不住：“《白鹿原》出版也有十年了，到现在每年都有三四万册的销量，不断再版，读者热度不减，不知道是咋回事？”

    一个多月前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陈先生的嗓门挺高：“我在原上陪北京人艺的导演林兆华、演员濮存昕体验生活呢，你来不来采访？”我一惊，那天西安的气温已达到39℃，60多岁的人了，还顶着太阳走村串巷。“您可注意身体，别中暑了！”我提醒他。“没事，走树阴下不太热。”真拿这老头没办法。一个月转眼过去，在我的不断催促下，陈先生终于决定“接见”我，不过只有一个小时。

    “能人”受益在《论语》

与陈忠实交谈，分明能感到他深厚的“农民”情结。他说不论自己走得多远，根永远在陕西农村。“我爷爷和父亲都是有点文化的农民，爷爷还当过几年私塾先生，家里多少有几本书，肚里也就相对多点墨水。因此，在村里，我小小年纪就显现出管理才能，是个‘能人’。谁家过红白喜事，给娃庆满月，都请我记账，分配香烟、瓜子、糖果。有些农民家穷，拿出的东西有限，就得巧妙地分配、掌握着使用。”

走上写作路，是因为一本手抄书。“我小时候很调皮，一次爬到老家的楼上，发现一个破木箱，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本用毛笔誊抄的《论语》，那字体非常工整，父亲说那是我爷抄的，我压根不信，简直跟印刷的一模一样，我对这部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里面的句子似懂非懂，但从中竟也悟出一些道理。那时候不懂收藏，虫吃鼠咬，屋顶漏雨，那部《论语》最后竟不翼而飞了。”

陈忠实眼下除写些短篇和散文，为下一部创作积累生活素材外，就是为他人的书写序了。别人都以为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写个千把字的序言易如反掌，陈忠实叹道：“写序其实很费劲，这些作者都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得研究他们的作品，思考作品中最可珍贵的东西，序言中不能全部是溢美之词，但又得适当鼓励，这个分寸要拿捏得合适。”

    痴迷足球的“老玩童”

陈忠实身材高大，虽有些清瘦，但身板很硬朗。

有捞面吃，有足球看，有秦腔听，就是陈忠实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几十年来，不论多么忙，遇上电视上转播篮球、足球、乒乓球赛都要收看，尤其对足球，从痴迷到渐成专家，时常在报上开专栏评球。有一年世界杯，为了避免家庭干扰，他索性在宾馆包了一个房子美美地过了一把足球瘾，被大伙称作“老玩童”。

陈忠实还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对孩子们面冷心软，不护短。但他却娇惯孙子，他曾自豪地说：“哄孙子睡觉我最拿手。”而他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挂着他和小孙子的合影，小孙子表情顽皮，他慈祥地笑着。

    馍不熟时不揭锅

陕西文坛尽管是“群雄逐鹿”，但近些年很少有人拿出像《白鹿原》这样厚重斑斓、在海内外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巨作。陈忠实说：“陕西在上世纪80年代曾出现一个青年作家群，例如路遥的《人生》就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路遥推出的《平凡的世界》，被当代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贾平凹惊人的创作数量，邹志安、晓雷、京夫、叶广芩各具风采的散文、小说同样震动着文坛。20多年过去，有的已不在了。”陕西文坛的创作目前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陈忠实更关心青年人，“这一代作家人数众多，但在全国远没有形成影响，这是我作为省作协主席最感迫切的事情。”

陈忠实深有感触地说：“作家有一桶水，才能给读者提供一碗水。要当一个好作家，就得走进生活，这是写作的法典。一些新锐作家把写作当成游戏，一年出几本书，而且很畅销，这是快餐书，吃过即忘。而真正作家的书应该经得起人们细嚼慢咽，经得起长时间的感受回味。”

回忆起自己12年前写《白鹿原》的情景，一切历历在目：“我躲在乡下一间小屋中整整四年，没有干扰，没有城里的是是非非，当地农民都很淳朴，从不问你在写什么，这就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写作环境了。”陈忠实笑说：“当了作家反而彻底回到了农村，很多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后来打听到我在写长篇，就议论猜测在写什么。我捂得严严的不说。在我的感觉里，写作就好比蒸馍，馍不熟时不能揭锅，否则就漏气了。”

陈忠实语

说文学边缘化，我看不是坏事。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以经济为主体，让文学成了中心，反倒是不可想象的。陶渊明能采菊东篱下，是因为他能吃饱饭，如果他连饭都吃不饱，即使给他一个桃花源，他也早跑出去要饭了。

    历史不只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更深的层面是旧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心理秩序不断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人内心会处在焦灼痛苦中，特别是文化人。鲁迅小说《风波》里有个细节，某人进城被剪了辫子，回去后家里陷入大的恐慌：没有辫子怎么活啊？我非常钦佩鲁迅捕捉历史细节的能力，辛亥革命最形象化的“影响”都在这个辫子上了。


[编辑手记]：
原上飞白鹿
■周洁

    今年是白鹿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