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出的经典｜门外弹乐

文/梅明蕾（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美术批评家和策展人栗宪庭先生的一个短视频最近传播较广。针对“雅俗共赏”这个说法，栗先生认为（大意），在艺术创作的剧烈变动期，基本不存在”雅俗共赏”，有的只是激烈的对立；直到众口一词的“经典”生成，审美志趣不同的人又都会慕名前往观（聆）赏。

栗先生意见的是非对错先摆在一边，其对经典生成过程的描述确是一语中的，那就是对立、斗争，有时甚至势不两立。经典当然要靠时间来证明，但并非仅靠时间。并没有一件这样的作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被雪藏，一经发现，立马便披上经典的外衣供人膜拜；相反，经典多半在压倒性的赞誉之前经历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过程，其间不乏激烈的批评、辩驳、甚至攻击和谩骂。

这样的例子在音乐史上不胜枚举。如后浪漫时期的重要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自1889年他的《唐璜》首演，到1911年《玫瑰骑士》被搬上舞台，这期间他成为欧洲音乐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名作《莎乐美》甚至引发了骚乱。而与理查·施特劳斯同时代的马勒却称其为“天才的作品”。

再看马勒本人，爱乐者都清楚当下他已炙手可热，他的交响乐作品也成为高水准乐团的必演曲目。可是，作为19世纪生人，他于20世纪60年代才被公认。在他生前，其音乐被反对者认为“太神经质了”，“欣赏起来常令人感到过于平庸”；而马勒的拥趸们对他的崇拜，又差不多等同于对宗教的虔诚。

更不用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现在当然已是绝对的经典，可首演的当天它却被当作丑闻来议论。

对于20世纪音乐史上极端对立的状况，最丰富传神的描述还得数那本700多页的厚重大书，即两年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乐评人罗斯从1900年开讲，一直说到2000年，横跨整整一个世纪；书中提到的音乐家，现在看来几乎都是响当当的划时代的大师：理查·施特劳斯、马勒、勋伯格、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西贝柳斯等等，那些同时代中最特立独行的一批人，他们热衷于颠覆和创新。

标新立异要付出代价，他们中的不少作品虽然已成旷世经典，然而在那个年代，哪一件“大作”未在极端对立毁誉参半的泥潭中滚过一遭呢。时间在这里，不过充任了一个裁判罢了。

反观西方音乐史，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才能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后浪漫，一路写到现当代。人文和艺术的演变固然不遵循进步主义，但现当代音乐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丰富了人类的心灵，则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对“雅俗共赏”的质疑。我猜想栗先生的意思，真正的经典仍是曲高和寡的存在；所谓“虚假（伪）成分”，或是附庸风雅者的趋之若鹜。我则一向以为附庸风雅无可厚非，甚或不禁要为此说两句好话。以我本人及熟识的爱乐者为例，乐于接受颠覆了古典的现当代音乐，正是从附庸风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