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诗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折磨

□ 刘波

诗集《写碑之心》出版后，诗人陈先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广而告之”，其中一句“多年深深的自我折磨，尽在这220页中”，看似不经意，但在瞬间触动了我，并引起了我的深思：把诗写好，写到极致的境界，对于诗人来说，是不是要经受“深深的自我折磨”？

写诗是一种语言融合情感的表达，那应该有释放的快感才是，何以就变成“自我折磨”了呢？从世俗功用看，诗歌可能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无用”的，但写诗的门槛相对来说又比较高，既然有如此反差，何以还有人对诗歌不离不弃，且保持了必要的耐心？“领受痛苦，方得真诗”，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并非易事，而是要承受各种压力——语言的打磨，思想的锤炼，都无不考验着一个诗人整体驾驭的能力。“上午写了两首诗，午睡醒来/感到面目可憎，皆删去/顿觉世界神清气爽。”（朵渔《消夏录》）有些诗人并没有以高标准和敬畏之心来要求自己，相反显得志得意满，认为写诗如同随手涂鸦一样简单，他们一天写十几首，一年出几本诗集，因无法停下来深度思考，也就很少有体验“自我折磨”的时候。所谓大道多歧，深度写作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纠结、焦虑和彷徨，这是对诗人的考验。真正有追求者，必须基于如此困苦的经历，方可一步步靠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符合心性的切入方式，去领略诗歌的内在之美。

自我折磨的写诗之路，其实也是一种铤而走险。要将诗写好，冒险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在前人走过的路上原地踏步，这又如何让人对诗歌产生信任感？一个有胆识的诗人，可以在文字的草原上纵横驰骋，也可以打破既有的规则，重新建构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他还可以反抗所有平淡的经验，以强悍或柔情的语言来表达残酷，描绘欣喜。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文字中投射志趣、理想和历史感，包括对个性的张扬，对启蒙意识的凸显。当我们写下每一个字时，思考和表达的艰难如影随形，力求在入心的探索中寻找新的方向。也就是说，诗人在立足于当下创造的同时，还要有超越意识。如果认为写诗是一条坦途，这样很容易变得盲从，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准确地把握和定位自己。由盲从滑向盲目，一个诗人的写作就开始偏离正常的轨道，不是趋于偏狭、轻浅，就是陷入虚无主义。

自我折磨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促进，一份动力。没有任何困惑的诗歌写作，都会有其可疑的一面，一旦自信变成自负，那种自我封闭的狂妄在所难免。如果诗人不清除内心的功利，他笔下的文字会显得世故油滑，缺少一种干净和纯粹。在此意义上，自我折磨一方面是内心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是精神逃亡背后无法言说的疼痛，它透显出的，正是一个诗人的情怀。他需要为自我保留高标准，也需要为诗歌赋予尊严，除此之外，就是如何与文字建立一种相互的信任，那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长久的自我折磨。

多年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河南诗人李清联先生提出“无障碍诗歌写作”，先生主张诗歌写作“应宣扬真善美，应关注生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在语言上主张具有民间特色的口语化，在艺术上反对晦涩繁琐，主张东西古今的融合，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宗文《河南诗歌界研讨“无障碍诗歌写作”》，《文艺报》2012年2月8日第1版。）这些主张都很有道理，也是作为诗人需要反思的。但仔细琢磨后，我发现这种对“障碍”的理解，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在道义上宣扬这些观念很容易，但最后多停留于口号，难见于笔端的切实行动。有些关注并践行“无障碍诗歌写作”原则的诗人，其作品也并没见得写得有多好，相反，我却从一些人的诗中看到了虚伪、矫饰与毫无创造性的平庸。李清联先生还主张，诗歌应为大众服务，反对把诗歌当作少数人自娱自乐行为的“精英写作”。在各种娱乐文化如此丰富的当下，写诗和读诗相对边缘化了，诗歌的确变成了“少数人的事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写作”），这其实是一种常态。李清联先生说“障碍”是诗人们因“借鉴西方现代诗歌创作手法”时，过度使用“艺术化肥”，造成了“诗歌与广大读者之间的障碍”。在我看来，造成诗人与读者之间的障碍，还不完全是因运用西方现代诗歌创作手法时过度施了“艺术化肥”，而在于诗人是否以真性情投入到了写作中，是否有效地吸收了中外经典并“为我所用”，是否对经验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写空泛之言和陈词滥调。为什么读者感觉与诗之间有隔阂？可能还是因为一个“假”字。心思假了，笔下的文字也就假了，读者也不可能以真心来回报诗人。陈先发在论宇向的诗歌时曾谈到过“自我禁锢”的问题，他说自己“向来不喜欢那种在松散与恣意中没有内在的、严谨尺度的诗人”。因为“失去了限制的写作，就是一滩语言的淤泥”。（陈先发《宇向在哪里》）内省和节制，都可能是一种难度，这种难度才是写好诗的过程中定会遭遇的瓶颈乃至困境。

在写好诗的途中，诗人不仅要经受折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甘愿承受这种折磨带来的各种打击，并为此而忍辱负重，面对灵魂深处的拷问。否则，那种折磨就是一种无谓的消耗。“诗人面临的折磨不仅仅来自现实的生活与其自身所沉浸其中的光荣与骄傲、失败与虚无之间的对峙，更多的是作品本身对他的剥夺。”（朵渔《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有人曾经这样追问过自己：兴趣爱好千千万，为什么偏偏喜欢诗？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它是一种和自身气质相符的精神审美。有人在年轻时凭借一腔激情爱诗，后来放弃了，还有少数人则持续了一生。那种对命运的坚守，是基于内心的强大，谁也无法改变，唯有自己担当起那份来自诗歌内部的“黑暗”，才能更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写作。“诗人如临深渊：他在不可名状的身体/与难以企及的事物之间/拉紧目光之尺。然而，诗在哪里？/诗，不在皱起的眉宇间，/也不在事物移动的形体以及/它变幻的光与影里。/甚至不在他内心泛起的阵阵愉悦之中。/但是它存在。存在于目光/抵达事物的穿透/与返回自身的照亮——就在那一刻，/就在语言燃烧的那一刻！/诗人如此专注，他凝视/空气中一线明亮的尘埃如同/虚空。诗，就在那里并试图跨越。”（蒋伟文《如临深渊》），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写作的一种状态——如临深渊。这一状态真切地反映了诗歌写作的难度，那种神秘感与圣洁性让诗人不可能太随意、太造次，因为这是引领他进入诗意世界的必经通道。由此观之，写好诗是一种自我折磨，对于诗人来说也是内心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诗歌评论家、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