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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选学”——从黄侃的研究谈起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09日07:40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李 婧(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从唐朝即成为一门学问的“选学”,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也面临着研究方法与角度的现代转型。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新选学”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按照这样的标准,“周贞亮和骆鸿凯都是20世纪新《文选》学的开创者”“二人应该是同一时期开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选》的”(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特别是骆鸿凯的《文选学》被认为是“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现代〈文选〉学》)。但亦有学者认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是黄季刚先生,而非骆鸿凯”“(黄侃)能站在新的高度发展选学,成为新选学的先驱”(陈延嘉《继往开来的选学家黄侃》)。众所周知,黄侃作为近代“知选学者”(章太炎语),平生批点《文选》达十余遍,其《文选平点》颇见卓识,被誉为20世纪文选学的“一个高峰”(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三块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但由于其形式为评点,内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学者视为传统“选学”的代表。那么,黄侃到底是传统“选学”的殿军还是现代“新选学”的先驱呢?他对《文选》学的现代转型到底有何贡献?

黄侃最早开始在研究《文选》时,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他在《文选平点叙》中批评一些清代《选》学家的注释“其摭拾琐屑,支蔓牵缀之辞,以于文之工拙无与,只可谓之《选》注,不可谓之《选》学”。在这里,黄侃明确提出了《选》注和《选》学的区分,不难理解,所谓《选》注正是指传统“选学”以校勘注释为主的文献研究,而《选》学则是指以“文之工拙”有关的文学研究。他显然是不满于一些清代《选》注的琐屑支蔓,而欲转向更高层次的《选》学。黄侃《文选平点》在台湾出版时即题为《〈文选〉黄氏学》,正是凸显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从《选》注向《选》学、从文献研究向文学研究的转变。正如其女黄念容所云:“盖先君娴习文辞,深于章句训诂之学,用能擘肌分理,达辞言之情。片言只字,皆根极理要,而探赜索隐,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无文人蹈虚之弊,复免经生拘泥之累。”(黄念容《文选黄氏学前言》)综观《文选平点》全书,确如此言,黄侃兼具文学家和小学家之长,其评点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训诂、文史考证等文献研究,又有义理解析、文学批评等文学研究,实虚结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开启了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的转变。

黄侃《文选平点》还对被誉为“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的骆鸿凯《文选学》有直接影响。黄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龙》及《文选》等,其时已经开始手批《文选》,并以手抄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骆鸿凯恰于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学习,为黄门高足,应即于此时随黄氏研习《文选》,而渐涉“选学”的。骆鸿凯为学重家法,一生恪守师说,“治学门径,大抵本于黄季刚先生”(马积高《文选学后记》)。其《文选学》是于1928年至1929年间在武汉大学开设《文选》课时逐步撰写的,受黄侃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仅直接标明引用“本师黄氏曰”者就有七十余例,周勋初就指出骆鸿凯的《文选学》是在其听黄侃《文选》课的笔记上扩展而成的。(周勋初《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

骆鸿凯《文选学》被认为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黄侃的影响。据王立群研究,骆氏对现代“新选学”的开创性贡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的介绍,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其中,后三项都有明确承袭黄侃之处。

骆鸿凯在《文选学·义例第二》中,对《文选序》体现出的选文范围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他征引黄侃所言“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而骆氏自己认为:“《文选》所录,独以沉思翰藻为宗,即斯意也。”(骆鸿凯《文选学》)与所引黄侃的意见是相同的。

骆鸿凯在《文选学·源流第三》中搜集并评介了各代《选》学著作,网罗宏富,褒贬精当,体现了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而对学术史的重视,正是黄侃治学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书,必先明其研究史,评点《文选》也是如此,充分吸收与辨正了前人的《选》学成果。

据黄侃《文选平点叙》云:“汪韩门、余仲林、孙颐谷、胡果泉、朱兰坡、梁茝林、张仲雅、薛子韵、胡枕泉诸家书于文义有关者,并已参核。”骆鸿凯正是继承了这一师门传统。

在《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上,骆鸿凯坚持了黄侃对二书关系的认定及具体的对比方法,并推而广之。黄侃在《文选平点叙》中开宗明义首言:“《文心》与《文选》‘笙磬同音’”,又曰:“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骆鸿凯也认为:“《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骆鸿凯《文选学》)综观《文选学》全书,特别注重结合《文心雕龙》的理论来研究《文选》。比如,骆氏揭示《文选》与《文心》在文体分类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选学·体式第四》开篇即曰:“《文选》分体凡三十有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校《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三》中列表对照了二书的文体分类。黄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体分类对《文选》的影响,在评《文选·京都上》时指出:“《文心雕龙》‘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置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黄侃《文选平点》)骆氏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黄侃的思路。又如,骆氏将《文心》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选》文相互印证。他在《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龙·才略》评文之言,附载于《文选》相关作家之名下,并作如下结语:“右列六代入《选》文家五十七人,约得萧《选》所载之半,宋齐才士,世近易明,不复甄序。观其品藻,字字珠玑。所举篇章,亦大率载于《文选》。详加研核,可以明《文选》诸家之优绌矣。”(骆鸿凯《文选学》)而黄侃在解评《文选》时就格外注意参借刘勰的相关评论。

毋庸讳言,黄侃《文选平点》形式上是随文评点而非专题论著,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称黄侃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未免过誉。但综上所述,黄著更早地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直接影响了骆鸿凯《文选学》的产生,从这个角度讲,黄侃在20世纪《文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堪称现代“新选学”的引路人。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9日 13版)

【纠错】编辑:李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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