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三天一层楼”深圳地标的 武汉建筑大师袁培煌走了

1968年

1979年

上世纪80年代初

1985年

□ 长江日报记者龚萍 韩玮 通讯员宁叶子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国贸大厦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武汉防汛纪念碑成为抗洪精神的注脚。5月30日，这些时代地标的设计者、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原中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袁培煌，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91岁。

5月31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南建筑设计院几位与袁老共事过的建筑师和袁大师的长子，在他们的眼中，他设计的地标作品堪称经典，任由岁月洗礼、时间更迭，依然保持独特气质，见证时代印记，而他专业专注、精益求精的态度，也影响着后来者。

■ 为城市立碑，抗洪精神永流传

长江边，总高37米的武汉防汛纪念碑，临江而立，纪念碑基座左右侧为武汉人民抗洪抢险大型浮雕，气势雄伟。路过的市民、游客总有人会停下脚步，细细品、慢慢看。

1954年，武汉人民和大洪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鏖战3个多月，终于战胜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一永载史册的壮举，不仅在抗洪史上影响深远，而且为防汛抗洪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968年，年仅37岁的袁培煌接到设计武汉防汛纪念碑的任务并担任设计组组长，1969年防汛纪念碑落成于汉口滨江公园。

2020年7月，长江日报记者曾专访袁培煌。袁老介绍，防汛纪念碑设计高度一度达到69米。当年他接到任务时，设计高度是37米，缩减高度是从节约出发。当时的设计原则之一是不脱离传统，总体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类似。

碑心石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纪念碑基座正面刻有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纪念碑基座左右侧面的武汉人民抗洪抢险大型浮雕独具特色：英雄的抗洪人物群像中，一人手举牌子，上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一块浮雕上，一名抗洪群众举的牌子上写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武汉人民英勇无畏的抗洪精神集中体现在防汛纪念碑上。

■ 为历史留痕，“摸”出来的中国第一高楼

深圳国贸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设计师和建设者共同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

这座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成为改革开放标志性建筑，设计团队来自湖北，袁培煌是主要设计人。

袁培煌曾表示，在接到国贸大厦设计任务前，他已经设计过武汉防汛纪念碑、省人民医院等一系列地标性建筑物。但面对国贸大厦这样的设计方案，还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中国真正的高层建筑的开始，当时也没有什么资料参照，所以是在做的过程中摸索。

这个“摸”，不仅因为它是当时的第一高楼，是真正意义上的超高层建筑，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就是这栋大楼并没有一次设计成型。边施工边修改设计，就连后来闻名全国的旋转餐厅，也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在那个年代，深圳国贸大厦、晴川饭店等，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建筑，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除了袁大师的天分和扎实的技术，也充满着创新和突破的精神。”中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李春舫说。

■ 设计晴川饭店倾注匠心，阳台楼底板颜色都要“眼见为实”

1979年，袁培煌设计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化的晴川饭店，共25层，高89米，选址在武汉长江边，曾是武汉最高的楼、最好的酒店。这座长江边的高层建筑，成为武汉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见证。

这栋当时武汉的第一高楼，袁培煌参与了施工、装修的全过程。1982年，现任中南院副总建筑师、第一建筑工作室主任的郭和平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到晴川饭店项目配合室内设计，去的时候正在贴建筑外立面装饰。

他清楚地记得，建筑外墙施工时，袁培煌先让施工单位做了一部分，让大家看看远观的效果，觉得合适再大面积施工。“因为同一种材料或者颜色，远看和近看效果不同，袁大师就是这样注重细节。”

房间阳台的楼底板施工时，袁培煌又发现，底板的白色从远处看有点暗。越是靠近建筑，房间的阳台看得更明显，影响建筑外立面的美观性。大家就纳闷，“明明是标准的白色呀！”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郭和平初出茅庐，他大胆提出：“会不会是色相出问题？本色就不适合。”袁培煌认真听取他的意见，让施工单位尝试加入一点点红色，配成带暖调的白色，再刷上墙壁。“这次没问题了！”这次经历，也大大锻炼了郭和平的业务技术和自信心。

这栋建筑的外观、结构、装修乃至园林等设计，都是袁培煌负责的，可以说他是“一专多能”。

晴川饭店建成后非常火，很多人慕名参观体验。“经过了几十年，现在再看这栋建筑也觉得毫不违和。”李春舫说。每每乘船或者开车经过江边时，会多看几眼晴川饭店，当年的地标建筑外观简洁大气，以“谦逊”的姿态屹立于此，也见证着武汉的高楼、沿江建筑、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 让设计更人性化，90年代深圳地标连室内布局也要细思量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地标是深圳国贸大厦，到90年代，深圳世贸广场成为新的地标，李春舫是当时这一新兴的城市综合体项目的设计总负责。

他向记者回忆，90年代设计深圳世贸广场时，袁培煌是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中期，有次袁培煌来深圳分院了解项目进展，业主们也没有提建议，但他拿走了李春舫递过来的平面布局设计图。

第二天，李春舫去见袁培煌时，发现设计图上标出多处修改意见。“仔细一看，全部是平面布局的细节。”

细到什么程度？连开门的方向，内部家居的摆放空间，都进行了合理的优化。“不是说原来的平面图不能用，改动后的设计，更具人性化。”李春舫一眼就看出袁培煌修改的原因，深受触动，“一个设计总负责人，已经是大师级别了，还要考虑到使用者这么细小的需求，可谓精益求精”。

袁培煌这种做到极致的职业精神对李春舫影响深远。“多关注人的使用感受”，这也成为李春舫后来设计一批高层建筑、高铁站房等项目会特别关注的地方，“不管建筑多么宏大，使用的人才是第一位的。”

■ 为武当山风景区做总规不畏艰苦，腿被荆棘划伤仍坚持踏勘

武当山风景区是湖北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总体规划也是出自袁培煌之手。如今大家旅游时见到的都是美丽风景，而在当年，沿途荒草丛生、荆棘遍布，徒步抵达艰难。

1985年，在袁培煌的带领下，郭和平参与风景区总体规划，做古建筑调查。“当时的工作环境真的非常艰苦，袁大师也有50多岁了，跟着年轻人同进同出，跑遍所有重要的踏勘现场。”

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郭和平有点哽咽，“早上6点多他准时吃完早餐，年轻人有时睡过头，他雷打不动来敲门，喊大家快点吃早饭出发。年轻人在车上补觉时，他总是神采奕奕地四处查看现场情况。晚上回到宾馆，还要继续画图到很晚。”

踏勘的路途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早点出门意味着一天能多跑几个地方，多干点活。

袁大师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本不必每次跟着去现场，但他坚持实事求是，主动去获取第一手资料用于项目设计。

路上有多艰苦？

郭和平说，沿途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一辆漏风的吉普车颠簸前行，喝水、吃饭没有小卖部和餐馆，靠自带的水壶和干粮解决，天气热的时候，晕车、恶心的情况也发生过。“有次在现场，袁大师的腿被荆棘丛划伤了，简单包扎后，他继续往悬崖峭壁前行，边看边记录，让年轻人自叹不如。”

袁培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李春舫也感受深刻。

他回忆与袁培煌合作无锡博物院项目时，博物院的设计外观是金色，相当大胆的色调，现场的样板做了灰色和金色的对比，业主们意见不一。

“我看完样板回来汇报时，他听完后就说，我也去现场看看。”第二天，袁培煌就到了项目现场，看完了样板之后直接拍板“金色”。

“其实，博物院相当于是‘放大版’的城市雕塑，是最重要的一个公共建筑，袁大师正是亲眼看了实物，考虑周围环境和建筑的特点，才果断拍板。”时间也证明，当时的“金色”决策是明智的，博物院建成后，经过这么多年，独特的建筑外观和色调，作为无锡太湖广场上的标志形象而存在。

■ 多给年轻人机会，东湖楚天台报奖不留名

参与晴川饭店设计时，郭和平在袁培煌的鼓励下，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参与设计饭店内很多装修部分，大到前厅、餐厅的大型壁画，小到理发室内的布局设计，如座椅、理发台、更衣柜子等。

“袁大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让我在这个项目成长很快，开始独立参与一些项目设计。”

等到郭和平负责设计东湖楚天台时，他将自己从袁培煌身上学到的经验，在项目设计之中一一付诸实施。项目完成后申报奖项时，袁培煌却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这都是你们的作品！”“其实每一步都是在袁大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就是这么愿意去栽培年轻人。”郭和平说。

李春舫也回忆，当年刚刚毕业一年多，就有幸分配到袁培煌的部门一起工作。“俗话说‘师傅领进门’，我很幸运，遇到袁大师作为师父领进建筑的大门，今后我也要将他培养和提携年轻人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