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新一期的《紫荆》杂志刊载对知名学者于丹的专访文章，经转编如下：

于丹

　　提起于丹这位著名文化学者，在本刊采访之前，印象中的她不仅是《百家讲坛》里博古通今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是曾策划过多部大型电视专题片的中国电视业“军师”。而经过近一小时的谈话，我们惊讶地发现，于丹居然更是香港的一位深切故友。当政治经济话题不断在香港社会膨胀之时，于丹却用一种“文而化之”的清新视角，向我们讲述了她与香港20年来的故事。

　　香港的动感体现在流动上

　　整整20年前，正值1996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准备在香港回归前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香港沧桑》，于丹受邀成为节目撰稿人而第一次走进香港。作为一个深度采访者，于丹居住在湾仔的一间公寓楼里，她几乎每天都要走访大街小巷，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学会了听粤语。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离我们遥远极了。这不是指物理空间的遥远，而是指文化形态和人的心理感受上的遥远。”于丹回忆起第一次来港的情景，“我到达香港时已是夕阳西下，香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璀璨的‘东方之珠’。华灯初上时，在从湾仔走向铜锣湾的那一路，我站在高高的过街天桥上，当时香港的那种炫目真令人神迷。”

　　于丹还说到，当时香港的朋友第一次带她去兰桂坊，她感到那时香港和内地的生活反差太大了。然而，于丹却从不觉得香港是一个离内地很远的地方。“从我最早到香港，直到现在，我自己的感觉是香港离我们越来越近、融合度越来越高。”

　　之所以感觉越来越近，于丹说，是因为今天香港的消费形态和内地已经基本同步了。不要说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现在任何一个内地省会城市的夜景其实跟当年的香港差不多，“但是在当年，心里的落差真的大。”

　　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是香港人的温暖和善意却在于丹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于丹眼中，香港人矜持、内敛、职业化并且总是脚步匆忙。香港人其实并不擅长跟外人打交道，他们不像美国街头随便走过来向你咧着嘴笑的陌生人，可是他们的善意会在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舒服地出现在你身边。

　　“我还记得我到达香港的第一个晚上，我站在天桥拿着相机拍夜景，连续过来四个人站在我身边说，‘请问需要我帮你拍照吗？’这个场景我在欧美旅游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但我在内地旅游时是没有遇见过的。”正是这种细节的温暖，让这位经常在北京笔直大马路上走丢的“路痴”，却在香港横七竖八的道路间获得了一份空前的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我走在任何地方，找任何人问路，没有人会说不知道或者给我脸色看。哪怕是不懂普通话的人，都会去找个人给你说清楚往哪条路走。我在香港的那种安全感就是我可以走到任意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然后会有人把你带回去。”

　　作为动感之都和“东方之珠”，香港除了繁华、璀璨和香港人内敛的善意，香港地铁的便捷也令于丹赞叹不已。“那个时候北京地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当时在香港采访，去很多地方都是坐地铁。”于丹说，“我当时就在想，香港人流如此之大、车流如此密集，但为什么就不塞车呢？其实那个时候北京的塞车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香港的效率仍然让我惊讶。”

　　说起香港的效率之快，于丹的第一印象就是香港的电动扶梯。“那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快速的电动扶梯。当人们都靠右站的时候，在已经很快的电动扶梯的左侧，永远有人跑上跑下。所以香港的动感，体现在流动上。”

　　香港文化是一种真正的化合反应

　　或许正是第一次来港时对这个城市产生的无比好感，才令于丹在此后更加频繁地到访香港。“我经常去香港参加各种文化活动，2007年我参加香港书展，在会展中心，我印象最深的是，所有人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香港是‘文化沙漠’吗？”

　　关于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这个问题有些像香港的鸡肋，多年来既是老生常谈，又莫衷一是。在文化学者于丹看来，文化本身是一个流动化的过程。所以，当她看见从地铁口、从过街天桥、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展中心来排队买书的人，看见香港书展上那些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出版物时，不禁感慨，“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成见总说这里是‘文化沙漠’呢？”于丹解释说，香港人对于文化十分渴望，只不过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内地所习惯的不一样。内地对于文化习惯于一种典雅的、四平八稳的学习，而香港是一种更加活色生香的、交互体验的、人在其中的那种“文而化之”的过程。

　　于丹和香港很多文人学者都是好朋友，但他们很少有坐在书房里四平八稳聊天的时候。“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家其实并不习惯回家里聊天，但是不管是在哪个楼顶的旋转餐厅、咖啡厅或者是在香港半山的步道上，我们都可以谈文化的交融。”于丹坦言，她之所以喜欢香港，是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吃早茶，你左手一桌讲的全是英文，右手一桌都在讲粤语，而你这一桌讲得都是流畅的普通话，但是所有的声音加在一起时却是那么和谐。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活色生香的生态融合。不要把文化理解成一种凝固的文明，它其实是一种流动起来的状态。”于丹分析说，香港这个地方的人都活在一种流动的文化之中，这源于香港对人性化的照顾、便捷和多元思想的碰撞。香港在文化方面给于丹的最大感受，正是她的包容与多元，香港的多元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理累积，而是一种真正的化合反应。这种化合反应能让你被她的融合度感动，每一个外来人不被她排斥，谁都是其中的一员。“这里有山、有海，这里有发达的商业文明，但是这里也有黄大仙，你会觉得这一切就叫做‘香港’。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于丹指出，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多元流动的心态，让文明流动起来。因为，文化最可怕的是“文而不化”，而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文而化之”。香港这样的地方，她的流动性让世人知道“文而化之”是有可能的。

　　“只要我们真正把这种文明的成果拿过去，大家都能够流动起来，那么你想一想，会说英语、粤语的孩子为什么不会流畅地背诵古诗词呢？他既然对于所有的他文化都有这样一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对于自己祖宗的东西他真的排斥吗？”出于为人师表的本能，于丹一直在思考当前的教育理念是否得当。

　　她认为，当孩子产生排斥，应当反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就比如照顾孩子饮食，不能说让他像吃药一样罚他要吃菜，家长不会做得好吃一点吗？所以，于丹强调，香港真正的未来是文化的流动、多元能够发生碰撞，成为实现交融的一种可能性。

在英国书展上，于丹和自己《论语心得》的几十种国外版本书籍合影

　　香港文化依然有所缺失

　　既然在于丹眼中，香港并非“文化沙漠”，那她又是怎样看待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呢？由于多次在港参加书展、出版图书、出席沙龙、演讲授课，于丹的感受是，香港文化事业的主体性非常多元，而这种多元性又带来了一种活色生香。比如，她参加的这些文化活动，既有官方主办的，也有各种民间组织自发倡导的。于丹指出，要想有多元的文化成果，就要有多元的主体机制；要想有化合反应的文化生态，就要有化合反应的文化政策。

　　从1996年春天于丹写香港到如今，这20年间，她见证了香港文化事业在回归前后的发展。于丹表示，一方面，她对香港文化是有极大信心的，因为它有空间、有多元性；另一方面，她对香港的多元主体资质和多元文化元素是充满敬意的，她也认为香港能够把文化做得非常活跃。

　　此外，于丹更直言不讳地说道：“反省回归近20年来，我们在文化方面还有不少缺失。”于丹称，文化不应该是板着面孔、以一种说教的方式进入课程，文化是生活方式。比如，既然跳舞、赛马、喝咖啡是现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那怎么就不能有茶道呢？香港孩子锻炼时为什么不能有太极拳呢？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的香港孩子难道不能学学书法吗？香港人在听着西洋歌剧和观赏芭蕾的时候，难道不能听听昆曲和京剧吗？问题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在香港很少，但香港并不是演出设施少，而是排档少。

　　追寻“回家”的文化认同感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国际化，中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都在国际上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那么文化的话语权，是否也在同步迈进呢？

　　“中国文化在往外走的时候，先不说影响欧美的问题，香港是中国自己的领土，香港的孩子有文化认同感吗？我喜欢香港人内敛的、带着一种羞涩和矜持的善意和热情，但是除此之外，中国文化的符号和烙印在他们身上真的有吗？坦率地说，这也是这两年来我每次到香港和朋友聊得最多的话题。”

　　虽然香港的文化融合度好，但是融合就像“滚雪球”，得首先死死的捏出一个芯来才能往外滚。可于丹感觉，现在香港的孩子好似没有芯的雪球，是散的。“融合的前提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有什么传统，再带着自己的根往外进行融合。可是中国孩子不能说我不知道自己祖宗的根脉在哪里，就直接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人。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一个不带自己祖宗血液根基的国际公民。”于丹谈到，我们毛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皮肤的颜色以及所说的语言、偏好的饮食口味，所有的这些东西叫做基因，我们断不能数典忘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基因都找不到，却说自己是一个国际公民，这实际是一个伪命题，这个人岂不是复制出来的机器人了。

　　于丹指出，“为什么一些香港孩子对祖国没有文化认同，是因为我们把文化仅仅看作是课标里要考试的课文。然而人性是不喜欢考试的，考试系统给的是知识，但是生活方式给的是一个人的习惯。知识这个东西，你不翻书就扔了，但习惯是会带一辈子的。”所以于丹一直在提倡，要把这样一种“文而化之”带到香港人的生活里去。

　　具体来说，于丹所鼓励的提升文化认同感的方式是，不在于要让香港的孩子全都得通读《论语》，而是在香港要有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感，这样他们才会逐渐感觉回家了。于丹举例称，香港是咖啡文化盛行的地方，但是可不可以聊聊喝茶呢？要让孩子们知道，“茶”字写出来是“人在草木间”，也就是说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草木是人和四季的媒介。“人在草木间”，哪怕我们身在闹市里的写字楼，只要一杯清茶在手，你会感觉如坐山林、如归草木。

　　“人真正感觉到亲切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其实是双方的一种沟通和交流，它不能在一厢情愿的情况下去完成灌输。”深谙传播学理论的于丹指出，被期待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不被期待的传播往往信息没有到达率。传播学中有一个“3I”原理——Information（信息）、Interesting（有趣）、Impact（影响力），我们现在有Information，但是没有Impact。

　　于丹感叹道，她对香港整整20年的认识和感情，从最早作为一个传说，到第一次走近“东方之珠”的惊艳和梦幻，再至后来随着到港次数愈多，香港在她心里越来越近了。“那么到今天，从我个人的情感上，我不能接受她再次走远。”于丹说，近了，就要完成一种融合；近了，回家以后，就不要再让家人有冲突。

　　“文化和学历无关，文化也不仅仅是知识，文化是生活态度，是心里的一种认同感。所以我们探讨的最重要的文化是人心里的认同和外在的生活方式。”名人于丹、学者于丹，最后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位香港故友的于丹，说自己还会一次次地来香港，她相信这样一个已经回家的香港，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可以让家里人不再走远，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使命，也是一种血脉亲情。（文/魏东升 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