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原名卢玮銮，笔名小思、明川、卢颿。师承唐君毅，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数十年来，她皓首研究整理香港文学及文化史料，并把毕生搜集的文学史料送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手成立香港文学研究中心，推动创办“香港文学特藏”馆，建立香港文学网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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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用“南来作家”的说法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把这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香港来的作家都称为“南来作家”（或“南来文人”），那么，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征？
小思：后来我已经更正这个说法了，并写过论文。我现在不用“南来作家”的说法了。因为后来不断研究，越来越觉得这个词的定义有问题，什么叫南来？有些人来了以后回去，算是什么？还有一些到更“南”的地方如南洋发展，又算作什么？他们只是离开内地来到香港这个地方而已。
我现在很怕写论文的原因是：我很怕定义，一旦定义就有争论，比如我定义你为什么人，有时候你会不感兴趣，更不赞同我的定义。所以我说过，我不是学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认为无法对“南来作家”（或“南来文人”）做定义？很多人都借用了您在这方面的研究观点。事实上学界对“南来”的概念也向来多有争议，有学者还把南来香港的文人主要分为三批：抗战时期的、1950年前后、改革开放的。
小思：抗战时期的人来香港也分几批，如果要笼统，就不要定义。我犯了大的错误，我在《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第一篇文章的确写了“南来作家”，但大家都没有看我后来认错纠正说法的那篇文章。我认为“南来”的定义太死板的话，反而没办法反映那时候到香港来的人的思想活泼、活动多元的状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那您现在又会如何称呼这批当时到香港的文人？他们就是“过客”？
小思：我是把他们当成“过客”，他们本来也是“过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文人是带了任务来香港，当时他们来到香港不是为了“避难”，而是要“服务”，即要执行任务。但是我认为，香港是个好地方，每一个人来这里，都要完成他想做的事情，并且都能做。左派的、右派的、中间的、第三势力的……所以，越来越多的资料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掌握中，更不要将它们当成很容易使用的。比如有些人“南来”是为了“政治服务”，有一些是做生意，但做生意同时也是带有政治任务，这里面有太多复杂的情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此时倒想起王安忆在《香港情与爱》中把香港形容为“一个临时的家”。
小思：你不是看过我编的《香港的忧郁》写的序吗？到香港这里来的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都有自己的任务，不是为了香港而来，而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来，这里果然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香港的宿命论，所以我不用“南来”说法就是这个道理。这是香港“忧郁”的地方。
还有，说到王安忆，她是改革开放以后来香港的内地作家。她很敏感，作品中关于香港的角度掌握得很好。她把香港设定为中年男女恋情发展的舞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正如您在书中讲到，“香港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在肉体和官能上交流的平台，而不是真正的心灵交往”。
小思：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我的感受，我写《香港文学散步》，都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希望往后日子，香港能成为中国人真正的心灵交往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没死，完成目前手头三本书以后，我就会围绕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有份参与的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经历，来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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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年轻读者认识香港文学文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香港文学散步》从1991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四个中文版本。在您目前所有的编著中，它可谓是最特别的一本。每次不断增删资料，是否也不断融进您新的思考？
小思：同一本书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包括日文版），恐怕也就只有这本是这样了。主要就是资料的问题，这几年我找到好多好多新的资料，以前书中错的地方我也更正过来了，求真是出版一本书应该有的态度，加上现在时间是金钱，而出版社编辑肯这样做，我还是很感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曾在退休那一年开设了“香港文学散步”这门课，带领学生亲临其地，希望他们能接应作家的心灵，这是否意味着您比较看重这种产生于年轻人之中的“文学教育”？
小思：我不妨跟你讲，2007年《香港文学散步》要出增订版之前，编辑来找过我，说原来那本书不能感动她。这句话很重要，年轻的编辑给我很大的启发，老的读者喜欢当然好，可年轻的编辑居然说不感动她，就表示大量我锁定的年轻读者读了也不感动，那就表示有问题了。为什么我需要的是年轻读者？因为需要年轻的读者来认识香港文学文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有关蔡元培、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的篇幅就占了该书一大半，这是否体现了他们五位在港期间的活动影响较大？
小思：不能说影响。蔡元培先生到香港来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也不公开活动，很难说他对香港有什么影响。还有鲁迅来香港演讲，很多人把他捧得好高，好像所有香港人都受他影响，事实上不是这样。那时候英国政府很注意他，不让演讲太公开，而且他讲的是很多香港本地人听不懂的江浙话，这很麻烦，如果说鲁迅来到香港就对香港人产生了影响，绝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要说的是，他们只就是我掌握资料比较多的五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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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到内地访问文艺界老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之前我早就盼望您能把上世纪80年代这段有关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出书。
小思：这个我想过要不要出一本书，因为这很容易沦为变成卢玮銮我怎样怎样，我很怕变成自我标榜。我现在已经收集了所有我有份参加或主持的那些文学会议资料，到时让读者看，我不说话，不过可能会写一些引论或注释。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次《翠拂行人首》一书就收有您写施蛰存、赵清阁、萧乾、柯灵等人的文章。您带着目的开启大陆文学交流之行大概是哪一年？
小思：1980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曾来过香港的文化人主要都在上海、北京。我就依着自己读书报做的卡片记录去找，只要能找到都去找，其实有些早已通过信。基本上重要的人都见过。比如施蛰存、黄苗子、郁风、林林、钟敬文等，他们来香港我就见他们，我到大陆就找他们。
对了，我到上海是拜访施蛰存先生、到北京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苗子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很早到香港来的，因为他有亲人在香港，那时是罗孚先生介绍给我认识，然后郁风回去以后就写香港游记提到：看到我做的卡片，如何记录她上世纪30年代在香港的事。这让我以后就比较方便去见其他人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文化老人的身心还没能从“文革”噩梦中恢复过来。而您又身为香港人，他们对于您的“不请而来”想必还重重“设防”吧？
小思：整个80年代我访问了好多文化人，初时比较辛苦，当时他们心中的恐惧还没有完，他们也不知道有接受“访问”这个概念，因为接受“批判”就“习惯”。举例说，广东作者杜埃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叙述他带一个粤剧团到香港来出演，我知道了以后就想办法打电话给他，自报家门。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但不好意思推，于是让我去拜访他。当时他住的那个地方是演出戏院的宿舍，他把大门打开，房间的门也打开，我让他看卡片后就离开了。原来杜埃先生以为香港有好多特务，一个全不认识的人要来见他，以为是个女特务，谁知这是一个矮矮的人，他很怕，把所有的门打开，以防万一。
所以那时好惨。第一，这些老文化人不知道我是谁；第二，他们当时心有余悸，好怕人家去查问他们，所以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都一定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有关他们的卡片，有的人看到就哭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如果称您是改革开放后内地与香港文学交流的“先行者”，想来一点都不夸张。
小思：一部分吧。事实上，《八方》是改革开放后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杂志。当时在大陆、台湾的人，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史曾经消失了一大段时间的人都在《八方》出现过。其它如杜渐编的《开卷》《读者良友》，刘以鬯编《香港文学》都有先行者的意义。
相比于内地的学者，我没有找资料的“地利”，但我有另一个“地利”——南风窗一开，第一股南风就是从香港这里开个窗口吹到内地。相反，如果从香港受惠于内地的角度来讲，当时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很多心仪已久的作家。
就像贾植芳先生带了那时还是研究生的陈思和来香港，彼此交流，同时也让他们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内地的文人聪明，但他们在长期的局限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可以说，香港是他们踏进世界的第一步，我恐怕这句话可能使有些人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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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没有三十年代 那些人的那种光芒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时您见到这些内地文艺界的老人，是抱持一种怎样的心情？
小思：其实，我真的很怕麻烦人，比如我跟施蛰存先生一直在写信，但我很怕他费神回信，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后很多人要找他，他是搞西方现代主义的。对我来讲，我不会因他是一个大作家，就拼命缠着他。在80年代能有机会见过他们，真不枉此生。读30年代的作品能找到的作家，最后争取能见到他们，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有他们的信，但问题是这些信我也不愿意捐赠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宝贵，还是我跟其私人之间的交流，不应该把它们公开。将来怎样处理还不知道，如果在图书馆冻结三十年也可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有一篇文章的结尾耐我寻味：“老照片中，就有许多美男美女面容。”这是否暗喻着80年代这些老文化人就是您心目中的“美男美女”？
小思：当时中国文坛的光芒都在我们眼前发亮，现在没有30年代那些人的那种光芒了。因为现在我们一代都没有了那种时代特质。当时的文化人都是谦谦的，那种感觉真好。即使文人之间也有谩骂，没关系，反正如果我有机会见到鲁迅，他还是那种光芒。我很难向你们这代人描述。
我们看书时还没跟他们见过面，等到见面时他们已经被“文革”折磨了十年，但他们内在的传统的文化人的光芒还是感染了我。见到他们，我也不会泪流满面，但每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我读熟他们在香港的踪迹记录，也知道他们在“文革”的凄苦情况，所以一旦见了面很多滋味自然涌上心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可不可以说，这种“光芒”在某种意义上也照亮了您的人生？
小思：这种光芒是很传统的、有修养的，是30年代的人才有的，可能长期跟他们相处会不一样，但的确是我想象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文化人的样子。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
小思：不一定是文学，而是整个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的互动。上世纪80年代是很重要的时期，因为内地是长期封锁起来的地方，能开放改革就是好。譬如你蒙着眼睛在黑暗的房间，然后一开窗看到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事情。也就是说，必须一步一步来，先到香港，再到外面去，同时也让我们香港的人重新认识中国内地传统的、现代的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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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为了要去理解香港才去找资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我的理解中，您在70年代末开始整理香港文学文化资料，其中原因也可以说是为了呈现香港的文化概貌，让人们重新“认识”香港。
小思：生于斯，长于斯，我研究香港文化都是要先理解它，才来做这件事情，而别人通过我去理解它，也很好。研究那些到过香港的文人作家，是一种缘分，因为他们跟香港有缘，参加过香港的很多活动，香港也进入他们的眼界，进入他们的生命。有缘也可以变成一种脉络。对我来讲，搜寻整理文学资料，目的很简单，不是为了升职，不是为了写论文，我是为了要去理解香港才去找资料。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香港”您已经真正理解了吗？
小思：今天讲也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两年香港变化得很厉害，香港给人的印象也变了很多，所以我必须要再好好地说一遍：香港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但又很简单的地方，能发生就让它在这里发生。香港复杂是因为人复杂，而不是它本身。所以，几年前我回应梁文道那些采访问题的时候，跟现在又有个距离。
事实上，每一次想到香港，都因为它在别人的眼中在变，它自身也变了，所以我的批评或是我对它的印象，也必须要改变。其实全世界、每个时代都在变，那我们必须调校自己看它的角度。还要懂鉴古才知今，反省也重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在《翠拂行人首》中，您还写湾仔、写昔日童年场景，虽然有些如今已物是人非，消逝于历史岁月中，但您的“怀旧”似乎并没有太深的哀伤？
小思：我很早习惯了面对死亡，习惯了关心的人不在面前，习惯了拥有的东西不属于自己，懂得应该怎么处理自己。我觉得有部分是从唐君毅先生那里学来的，但另一部分是因跟我小学三年级我妈妈、中学一年级我爸爸过世都有关系，还有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香港受轰炸死亡的人数很多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拥有一件东西不是永恒的，只要在我生命还没完结之前，我满心满脑都是那个东西就很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