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地理位置九省通衢。史伟 摄于2007年7月4日
2003年
“民营经济改革试点”
2005年
“科技创新改革试点”
2006年上半年
“综合行政管理概念”
2007年上半年
“武汉城市圈”
2007年下半年
“两型社会”
2006年下半年
“武汉新区”
…………………………
武汉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功了!
从“民营经济改革试点(2003年)”到“科技创新改革试点(2005年)”,再到“综合行政管理(2006年上半年)”,又从“武汉新区(2006年下半年)”到“武汉城市圈(2007年上半年)”,再到“两型社会(2007年下半年)”,四年中,武汉申报主题五易其稿。
今年3月5日,全国“两会”期间,38位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务院建议:在武汉设立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此同时,湖南、辽宁、广西、四川、广东等地区也在积极争取申报改革试验区。
6月9日,成都和重庆异军突起,成为全国第三批改革试验区。
7月11日,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向外界宣布,“1+8”武汉城市圈,是武汉申请改革试验区的新方案。
12月初,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的改革试验。
回首武汉的申报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得来不易。
“大武汉”,武汉人的梦想
今年3月6日8时,上班铃响过后,武汉市恒达公司职工刘哲胜,从收发员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一眼就看到各报纸的头版头条——全国两会期间,武汉提交了试验区议案申请。
申报试验区?武汉将要大发展了。刘哲胜兴奋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事们……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武汉,历史上是中国的商业重镇。19世纪末,以张之洞为首的改良派实业兴国,奠定了“大汉口”的繁荣;建国初期,一系列武字头国企的兴盛,奠定了“武汉制造”的威名,至今仍为武汉人津津乐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中,武汉的发展逐渐落在了沿海一些城市的后面。
重塑“大武汉”,不仅是武汉市民的梦想,也有来自官方的意志,其中就包括武汉市市长李宪生。
“武汉在哪里?”“武汉,一个被低估的城市!”“武汉理应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2003年,李宪生上任伊始,即展开了宏大的城市发展计划,为在中部率先崛起、为武汉全面振兴鼓与呼,其中,申报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是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首个申报方案被迫搁浅
7日下午,参与武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申报全过程的武汉1+8城市圈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伍新木,提起申报过程,感慨万千。
2003年,国务院的二号文件对如何发展民营经济,提出了三十六条原则性的意见,意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国三十六条”。
“国三十六条”首次规定,民营经济可以参与军工、银行等过去不对民营经济开放的领域,当时的学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一个春天。
这股春风,也吹响了武汉申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号角。
当年3月,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
“能否就落实‘国三十六条’在武汉搞一个试点”,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抛出了话题。
“因为‘国三十六条’只是原则,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定”,权威人士解释:比如,如何根据“国三十六条”的精神发展文化产业?如何进行困难国企的转制?全国工商联建议,武汉可以从民营经济突破方面,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北京回来后,市发改委利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初步报告,当中提出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推动武汉经济发展。初稿送到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
“当时全国还没有人提出这个点子”,国家发改委高度认可武汉的思路,对初稿提出了修改建议。
2003年五六月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意见,修改后的武汉申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报告,通过省政府转呈国家发改委,接受国家发改委的第一次评审。
此时,武汉通向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道路一片光明,谁知,刚出现的曙光却遭遇了“郎旋风”。
郎旋风,是经济学家郎咸平“刮”起来的,他对2004年前后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系列问题提出了批评。
当时的国有企业改制热潮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有媒体形容为“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知情者回忆,当时武汉提出的民营经济发展思路有两条,一是将困难国企改制,一是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
“国家发改委建议我们停一停”,权威人士回忆。出于一些担心,武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方案被迫搁浅。
数易其稿,起大早赶晚集
湖北的科技创新能力全国第三,转化为产业能力全国第十二,武汉能不能成为国家“科技创新改革试点”,促进湖北省的科技发展?伍新木教授说,2005年,这一话题成了省市政府及有关专家讨论的焦点。当年,武汉市政府申报国家改革试验区的方案改为了“科技创新改革试点”,上报国家发改委。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湖北科技产业实力弱于北京、上海甚至西安,没有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认可。
2006年,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建议武汉市政府将申报方案由“科技创新改革试点”,改为 “综合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由于行政管理改革操作复杂,这次申报也没能成功。
今年3月5日,北京,全国“两会”上,38位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务院建议:在武汉设立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和市长李宪生等43位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向人代会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据有关方面透露,中央可能在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四大板块各设1~2个“试验区”。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致认为,武汉承东启西,城市发展均衡,综合特征明显,“软件”、“硬件”都有相当的基础,中部的“试验区”,最可能花落武汉。
“当时想把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个抓手,来推动武汉的经济发展”,一位全程参与了申报过程的人士回忆说。
然而,当时提出的“武汉新区”方案,迟迟未能获得通过。内部人士透露,主要是由于目标不鲜明,与滨海新区有雷同之处,缺少试验特点。“这一方案,国家发改委各个司之间的意见很不一致,一直没有在发改委层面上达成共识”。
6月9日,就在武汉埋头对自己的方案进行论证、调研、修改时,成都、重庆异军突起,联手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三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他们力克群雄的绝招是“城乡统筹”概念。
起个大早的武汉,面临着“赶个晚集”的境况。武汉怎么办?
二合一申报方案成功
6月10日,省人大会上,武汉市市委书记苗圩和市长李宪生,先后表达了武汉继续申请“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决心。此时,一个新方案已初现轮廓。
就在成渝综改区申报成功的当晚,湖北省社会院院长赵凌云等专家,提出了“1+8城市圈”新申报方案,而这与市委市政府的思路不谋而合。
早在2003年,武汉就提出了建立1+8城市圈的雏形,即:以武汉为中心,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8个城市众星拱月,形成一个直径200公里的城市群落。这是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到湖北全省的一半以上。
相关人士透露,武汉用“城市圈”概念替代“武汉新区”概念申报,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支持。
7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带队的考察团,低调赴汉,调研武汉综合改革试验区新方案。
在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7月11日,市委书记苗圩对外宣布,武汉申报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主打城市圈牌。
两个月后,武汉“1+8城市圈”的新方案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批准。
今年11月,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建议武汉突出申报方案中的“两型社会”改革。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建议武汉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突破口的郑心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汉的新方案注入了科学发展观,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和建设“两型社会”综改区并不矛盾。“区域一体化的目的,就在于合理配置资源,节约成本”。
12月7日,武汉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终于成功。
自主创新的权力,比给钱更实惠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申报成功后,武汉就有了自主创新的权力。“这样的政策,比国家给武汉每年拨10个亿还实惠。”市财政局一位人士曾如是评论。
据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同于以前的特区,前者不涉及税收优惠,但是赋予了试验区自主创新的权力。“比如,在经济体制上,允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创新,过去存在的一些壁垒,现在就不存在了。再比如,可以根据武汉的需要设立金融产品等,这将对武汉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位专业人士说。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新思维、新思想、新路径、新模式和新道路,通过选择一批有特点和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以期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的经验和思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应对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做出的现实选择,它的提出必将对未来改革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陈勇、张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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