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木：中部崛起缺乏团结互动

　　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区域一体化快速推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也以沿海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向世界展示着东方的魅力。然而，中国也非常明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富强，前提是整体富裕而不是仅让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否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更是奢谈。随着中国统筹区域发展步伐的加快，截止到最近，似乎只有中部尚被“冷落”而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一是中部只占全国10。7%的土地却承载全国28。1%的人口，虽可以创造全国19。5%的GDP，但作为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却越来越无法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与之相匹配的重要角色而形成了“中部塌陷”；二是区域一体化成为了中国发展带动力的情况下，城市圈的发展正在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中部各省作为一个地理整体应该是主动张开双臂群体融入区域一体化，还是继续扮演其他地区发展过程中的沉默“看客群”？
　　中部将何去何从？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坚定的，那就是要奋起直追，实现崛起。
　　一、关注中部，国家实施崛起战略。
　　其实，期待实现崛起的中部各省，一直都在努力地加快自身的发展，只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各种原因而导致它们落后了。当然，国家肯定不会，也有责任不让这样一种现状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因此“关注中部”的呼吁就在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框架内被迅速地提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议事日程。更重要的是，虽然客观上中部地区的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了，但是经过多年的能量蓄积，再加上沿海地区的有关产业开始陆续转移，中部各省已到了出现“井喷”的临界点，真可谓是“潜龙在渊，蓄势待发”。
　　从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到2006年3月中央研究确定促进中部崛起的具体政策的短短两年时间里，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已经成为了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其具体政策也彰显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如何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高度关注。关于中部地区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问题，中央将中部地区定位为“六个基地”，即全国商品粮和优势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能源生产基地、重要原材料生产基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劳动力资源开发和输出基地、重要的文化和旅游基地；在发展规划上重点发展沿长江经济带、沿京广线经济带和六省确定的城市圈，中部省份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联系紧密的带动区和辐射区，国家级、省级各类开发区和国家重要的粮食核心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的主产区。
　　“崛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速发展，而是被赋予了一种追赶的责任，因而是超常规的。我们知道，一个地区要实现超常规发展，必然要具有其它地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并且使这些优势和条件得到超度甚至极至的发挥，同时又要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以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如果说，广东成为全国资金和人才的洼地是最先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江苏苏锡模式的发达是得益于招商引资和上海的辐射，浙江温台模式的独特是得益于全民创业型的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话，那么中部地区的发展则有了更多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各省自我的调整来谋划各自的发展，二是可以通过各省之间形成的内部合作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三是可以通过各省对接沿海来助推自己的发展——但是，要想使中部发展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就必须在实现自我崛起的同时，更要在对接沿海的过程中培育中部增长极，从而真正地实现“中部崛起”。
　　二、对接沿海，各省力图率先崛起。
　　应该说，中部各省都具有了其他省份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因而都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欲率先在东部地区崛起。这样的一种迫切心情，可以在各自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战略定位和各省具体的崛起战略理念与措施得到清晰的反映。
　　1、荆楚大地，湖北要做崛起支点。
　　湖北省地处我国中部，长江穿境而过，北靠河南，南接江西、湖南，东邻安徽，西依四川，西北与陕西接壤，位于祖国中部地区的“中部”；它承接东西，贯通南北，东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最高，具有较强的开放和技术优势的地区，西接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的西部大开发地区，是有“九省通衢”之誉的“中枢”；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其余为鄂西山地、鄂北岗地与鄂东低山丘陵，素称“鱼米之乡、千湖之省”。这种位于东部技术产业密集区和西部资源密集区接合部的地理位置，使得“物华天宝”的湖北注定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样一种区位优势，使原本处于领跑地位但优势正在缩小的湖北，欲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过程中扮演与之相匹配的“领头羊”角色，即要做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提出的崛起战略是，把湖北建设成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并把提升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建设一体化，进一步发挥其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重中之重。
　　2、九州腹心，河南主打内向整合。
　　从中国的政区和交通地位来看，河南处于居中的位置，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其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全国经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上有“得中原者得天下”、“当取天下之是，河南在所必争”之说，而今天其境内三纵四横的铁路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不断发展的航空运输，以及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陆续兴建更加强化了它在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 这样一种地理区位的绝对优势，使得河南远远不满足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崛起之心显得尤为迫切。
　　不过，虽然河南省地理区位优越，但是由于它是中部六省中唯一一个不与沿海“三角洲”或者“城市群”毗邻的省份，因此其崛起战略也就更多地立足于内向的整合之上。其战略可以主要概括如下，即把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作为中原崛起的两大支撑，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重点抓“一区一道和三个基地”，即着力打造全国的粮食核心主产区，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
　　3、潇湘两岸，湖南融入泛珠三角。
　　湖南，为洞庭湖之南，位于中国南方中部，北隔长江而与相望，南临广东而当天可抵香港，东接江西，西连重庆，处于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带之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故有诗“洞庭湖南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楼东道岸疆”为赞；湘江之畔，玉米之洲，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湖南山水秀丽，人杰地灵，古迹众多，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向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称。这样一块人文和地理结合完美的“芙蓉之国”，必将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成为中外投资者的热土。
　　因此，湖南必定不会轻易放弃促进湖南发展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借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日益成型的契机，提出了颇具湖南特色的崛起战略，即重点做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湘中经济走廊，发展湘西经济带。同时实行南向战略，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与珠三角的交通互连、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并参与泛珠三角合作，扩大与港澳地区交流。把握中部崛起机遇，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三化”战略，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实施湘西大开发战略，兴工强农富民，把农业大省建设成经济强省，力争在中部地区平稳快速崛起。
　　4、红色源头，江西笑联东南沿海。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版图轮廓略呈长方形，东西明显长于南北，而北之宽又数倍于南，恰如一头昂首直立的海豹；省境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全省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它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东南沿海各港口和江北重镇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间。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江西被誉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形胜之区”而与众不同。
　　很显然，江西省肯定不会对如此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视而不见，相反会充分地利用好这一天然“恩赐”。于是，江西省委、省政府将自己的崛起战略作这样的一种定位也就在清理之中，即建设成沿海发达地区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即建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弄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的“后花园”，从而全面“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农业发展希望在山，重点在田，潜力在水，后劲在畜，出路在工；山上办绿色银行，山下建优质粮仓，水面兴特色养殖，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产品结构。
　　5、淮河南北，安徽力求承东接西。
　　安徽不仅位于长江两岸，还拥有作为中国南北方分水岭的重要标界——淮河，因而具备了广袤无垠的淮北平原、起伏绵延的江淮丘陵和郁郁葱葱的江南山区三大地貌特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地域广阔、南北兼容的各具特色的淮河文化、桐城文化和新安文化（亦称徽文化）。这样一种兼有江南小桥流水和符合北方方音之粗犷豪放的结合方式，一种“长淮如链楚山孤，胸藏天地开阔图”的意境，使安徽显得异常独特。
　　安徽虽然地貌多样、文化复杂，但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却决心发挥安徽的地理位置优势来助推自身崛起，并提出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的号召和“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战略。具体地说，安徽省的崛起战略可以概括如下，即发挥在地域上与长三角无缝对接的优势，实施东向战略、发展东向经济，形成商品东进、劳务东输、能源东送、产业东接、投资东引、服务东带、交通东连、游客东来的新局面；发展重点是融入长三角，依靠高科技，抓好两流域（长江、淮河），唱好黄（黄山）煤（煤炭）戏；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同时，也会向长三角提供资源支撑、人力支撑、交通支撑、市场支撑乃至农业基础的支撑。
　　6、煤源要略，山西注重扬长避短。
　　山西地处华北平原西部，从地理上说，多山少川，东为太行所蔽，西为吕梁所阻，南、北则横亘着中条山与恒山，西、南还有黄河之困，交通十分不便，称得上是“四塞之国”；与地理环境相对应的资源格局是煤多水少，在环抱着山西的大山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资源更是得天独厚，无论总储量、外调量、年产量，均为全国第一，但却由于交通运输不畅，形成了“晋煤难外运”的困境。这样一种具有特色的局面，使山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特的经济区域。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的条件特点优劣势鲜明：煤、电是“长项”，水路是“瓶颈”。针对这种情况，山西明确地提出了“三个基础”和“四个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三个基础”战略是指要加强薄弱的农业基础、完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发挥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产业优势；“四个重点”战略则是指“挖煤、输电、引水、修路”，变单纯输煤为输煤、输电并重，通过引水、修路解决经济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可以说，这一战略不仅体现了扬长避短、化短为长的科学性，而且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体现了以重点发展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另外，山西虽然只是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边缘省份，但却是东部沿海省份与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在区域布局定位上，山西的另外一个战略就是加快融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
　　三、齐心协力，共创中部腾飞奇迹。
　　从上边对各省崛起战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地理意义上的中部六省，已是分崩离析：山西希望加入京津唐经济圈，安徽决定东向联合“长三角”经济圈，湖南已加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江西更是多头对接长珠闽，而剩下的河南和湖北也都各自在盘算着自己的选择。这种现象表明，各省都知道如何实现自身的优劣互补，也都知道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而实现与沿海的无缝对接，但是却又都几乎同时地忘却了与中部其他兄弟省份的通力合作——这是很应该注意且应当得到纠正的一个明显性倾向。
　　内外因理论告诉我们，外因影响内因，内因决定外因。很明显，在中部如何崛起的这个命题中，对于各省的崛起本身来说，各省实现优劣互补是内因，而单独对接沿海则是外因，外因促进内因的发展，内因决定了外因作用的发挥程度；而对于中部整个地区来说，一致向外对接沿海是外因，而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通力合作则是内因，那么在失去了内因的情况下，外因的促进作用也就失去了依靠，因此必须中部地区必须完善好自己的内联机制。
　　笔者以为，完善中部地区的内联机制至少有以下几种理由。首先，主动联合比被动联合的成本要低，收益要高。由于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是竞争而容易无序，因此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因竞争而导致的资源过度挥霍或者因无序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混乱，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发展成本。其次，加强交流与合作，可以减少重复建设而降低资源浪费。当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形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从而实现各种资源的分工与整合，达到优势最大化。第三，加强联合与配合，有利于实现各省优劣互补。大自然的代尝功能，总是在制造着得失参半的结果，比如山西人受到煤的恩惠之时，却失去的水的眷顾；因此实现崛起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找准优势、做大优势，分析劣势、弥补劣势，达到优劣互补。第四，进行沟通与互动，有利于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比如在各省都特别注重的城市圈建设上，各城市就应该通过判断周边城市的发展来定位自身的发展，否则就会有被“边际化”的危险，这其实意味着一种城市定位的重新洗牌。第五，实现全国的区域统筹发展，需要中部各省走向联合。这是因为中部地区既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进行互动的连接带，也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自发展的缓冲带。一方面，梯度转移规律告诉我们，西部大开发要承接东部的产业和生产要素，或者东部沿海地区需要西部的能源东送就必须经过中部的传递而无法直接“空降”；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程度依赖于中部地区的发展高度，因为中部地区如果得不到充分发展的话，那东西部就会因为中部“塌陷”而失去发展的缓冲带。
　　总而言之，“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战略，它的制定涉及到我国内陆广大中西部地区在贫脊和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如何科学地开掘出自身潜藏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资源，并通过冲出“没有资金——不能改变环境”、“环境不能改变——就更加没有资金”的“怪圈”而释放出巨大能量以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中部地区要实现真正崛起，就必须在自身努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接沿海而齐心协力地打造属于中部地区自己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共创中部腾飞的奇迹。
　　作者：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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