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不仅标志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也标志着传统政治悲剧———作为一种悲剧类型的终结。
忠而见谤，含冤而逝，这是中国传统悲剧中最常见的类型。或许，纯朴的民间，正是这样解释刘少奇的冤案。但显然，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悲剧，甚至不止是“文革”受难者的悲剧，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历史悲剧。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段苦涩的记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相反，我们的思考更应深刻。
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一幕：1967年8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刘邓陶”，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刘少奇拿的这部宪法，通过于1954年。颁布之日，“一切爱国的人民对于它的伟大前途，该是怎样欢欣鼓舞！”可是，被寄予了厚望，甚至可以说寄托了几代中国人宪政梦想的“五四宪法”，实际上从1956年下半年起，随着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就已经名存实亡。刘少奇的悲剧，或者说整个“文革”悲剧，是宪法的悲剧。因此，要终结这样的政治悲剧，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现代宪政体制，使权力运转、分配、制衡、传承，完全处于“宪法”的规范之下。
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什么是宪政？“五四宪法”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可为什么最终连国家主席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护？宪政的真义，决不在于用文本的形式对权利进行罗列，关键是必须有相应的条件，促使公民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首先，必须从制度上对公权力进行制约，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因为那不过是若干政体形式中的一类而已，但是我们已经清楚，不受制约的权力，随时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培育真正的公民意识，让人民关心自己的权利，学会正确地行使权利，通过行使公民权利来参与国家事务。
如何跳出传统政治的悲剧?如何防止政治斗争出现周期性轮回?事实上，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已做过深刻的思考。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时隔多年，从普通民众到中央高层逐步认识到，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终结悲剧的手段。2004年，胡锦涛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同年，温家宝总理说：“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深入人心的共识必将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福祉。
□任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