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发言人”，对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
二战之后，物质生活的空前满足，鼓舞着公众日益高涨的“参与欲”和“知情欲”。而政府，为争取大多数之支持，亦有强烈的“表达欲望”，碍于首脑不便频繁出面，“发言人”制便应运而生，虽然最早诞于西方、专属政府，如今已遍于全球，用于多业。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非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大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钱其琛同志只有短短三句话，然而以此肇始，如今的世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中国发出的声音。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建立发言人制度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老百姓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需要享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因此，中央一再强调“政务公开”，加强透明度，反对暗箱操作。其二、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还不很长，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逐步完善。
外交，有秘密外交和公开外交，公开外交必有媒体参与。一个国家的外交要想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果，光有秘密外交、没有公开外交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发言人制度是有生命力的，中国发言人制度的澎湃生命力更是根植于：一个快速而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要求更加密集和通畅的信息交换，一个谋求公平公正透明的民主政治，需要公众更多的参与和知情；一个思想活跃、话语活泼的和谐社会，需要更加活泛的表达空间，一个封闭多年的民族的和平崛起，需要以更积极、更自信、更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
中国那么多人，能够担任发言人的是极少数。好在，北京奥运会离我们只剩下100多天了。很多外国人要来北京看奥运，其中有些人专门喜欢和老百姓聊天，了解他们对中国变化的反映。所以，每一位百姓的谈话，对世界了解中国是会有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中国的百姓也是中国的发言人。
□吴建民（外交部前发言人 外交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