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今天人们都会认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在三十年前，在计划体制下，劳动力不得流动，却是其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
计划体制的表面是计划物，但其本质却是由权力自上而下地对人进行全盘计划。人们都注意到，国家每年都制定生产计划，但其实，对于计划体制的正常运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地控制人。因为，计划要与现实吻合、并被有效执行，就得尽可能控制与生产、消费相关的所有经济参数的变化，而只有控制了人，才能够把这种变化控制在最低程度。假定一个人游来荡去，那让他干什么、吃什么，立刻成为问题，需要修改计划，而计划的修改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要说，全国1%的人口如此流动，国家必然忙翻了天。
可见，计划体制的逻辑天然地要求全面禁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五十年代开始，严厉的城乡分割制度建立起来，法律严格禁止农民人口流入城市。不如此国家就无法安排城市生活。当然，计划体制也要求禁止员工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意味着政府下达的计划将无法完成。
基于这一点可以断言，计划体制当然没有效率。就像韩庆生，他到另一个企业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也就意味着整体效率的提高，但体制却约束他无法调动。阿玛蒂亚·森曾说，自由是发展的手段。计划体制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点：计划体制的效率之所以低下，一部分原因就是韩庆生及其他所有人被剥夺了流动自由。
但是，自由流动是人的天性，因为，人总是会不断地获得新知识，社会可能向他呈现新机会，而人天然地会追求隐藏在新知识、新机会背后、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有制度禁锢，韩庆生也勇敢迈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一步。
这其实也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领域改革的初始驱动力量。很多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及对自由的本能追求，突破不合理的政策、法律。尽管韩庆生付出了代价，但他最终成功了。而且，他的案件也引发高层对那种禁锢人员流动的政策、法律进行反思，并逐渐废止了不合理的制度。
从那之后，劳动力逐渐开始自由流动，不光是国有企业、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国有单位之间自由流动，或从国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即所谓的“下海”；农民也可以自由流动了，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同时，人员在各个城市也可以自由流动了。这种自由流动就是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的效率，正是由此而来。每个人通过流动，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从而也就创造出了社会财富。
不过，与整个改革处于中间状态一样，韩庆生案件所标志的追求人员自由流动的事业，显然还没有完成。比如，福利保障制度仍然是“单位化”，而非社会化，这限制了国有单位人员向外流动的意愿。当然，更大的流动壁垒存在于城乡之间。农民、外来人口确实可以流入城市了，但这只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而流入城市的这些新市民，却不能享有最基本的市民权，相反，他们可能被驱逐出城市。
三十年前，有人对韩庆生说，“想离开工厂，除非你坐牢或者死了”，现在，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对那些流动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人说：想流入城市正常地生活，没门。人们恐怕要感叹：中国三十年前的变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