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赛先生（Science），这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便开始风靡全球、引领数百年风骚的干将，曾被中国五四先贤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终于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尊严。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告，“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事情，一去不复返了。”他引用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一语惊醒了尚被“文革”噩梦余绪笼罩的人们。
此后，大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也就在这一年，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开启了文学对科学的狂想序幕。科技作为一种信仰，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肌理的各个角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口号，开始不胫而走。赛先生如沐春风，终于扬眉吐气。
由此，陈景润等科学家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成了许多追梦少年的羞涩理想。这些鲜活的历史注脚，正是那个转折时代景观的表征。
5年后，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的书风行中国。当时，新技术革命的潮流正在全球澎湃汹涌。经过改革开放风雨洗礼的国人开始意识到，必须进取直追，依靠科技的进步，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
于是，诸如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一系列科技战略不断涌现，科技振兴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催化下取得了惊人的叠加效应，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当然，赛先生随后的经历也并非一片坦途。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的风浪席卷全国，科研领域也不例外：科研人员“下海”创收，科研机构纷纷从事经营。盲目的物质崇拜，导致社会分配出现“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顺口溜，令赛先生愁肠百结。
好在历史只是暂时背离了常识。经历了贪婪追求经济效益的焦虑、浮躁、迷茫之后，赛先生又开始向他应有的位置回归。世纪更替之际，国家设立高达500万奖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奖励科技进步。这无疑给赛先生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如今，我们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起点上，作为“第一生产力”和“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赛先生的使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里，更加任重道远。
况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依旧落后，高科技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帽子，其实也正说明了我国离科技前沿存在的距离。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技术发展还以跟踪模仿为主。如果今后仍主要靠跟踪模仿，将会进一步拉大我国同先进科技之间的差距，并将最终形成技术依赖。由此，在当今全球化激烈竞争之下，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在运用科技改造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同时，我们还要更加致力于依靠科技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所衍生出的各种矛盾；使科技的理性工具最终致力于社会和谐，百姓福祉，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的终极关怀。
□全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