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文革”前的旅游，产生于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少数旅行家中间。真正的“大众旅游”，是“文革”之后的事。
“苏杭游”的恢复，是后“文革”时代上海的知识阶层脑袋和身体同时开始挣脱束缚的标志。“抓革命，促生产”讲了10年，受迫害最深重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者，自然地产生了审美补偿的冲动。
不过当时，“左”的思想余脉仍在，无论是江南的小桥流水，还是西北的秦始皇陵，主流是激发爱国热情，小资情调还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政治运动年代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看电影几乎是城市人惟一的娱乐方式。不过电影没几部，翻来覆去都是东欧、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国产的国际共产主义影片。老百姓极少上饭馆吃饭，下了班能和同事坐下来抽根烟聊聊天就是极大的享受。
人们渴望有新的审美态度、新的生活方式。旅游，便在此渴望中悄然而生，尽管其并非喷薄而至。
1979年，复社的上海旅行社开始在门市部橱窗里贴出旅游告示。尽管此时，旅游在一般市民阶层仍旧没有形成概念。而这一年教师、医生、老干部等平反知识阶层，已经开始拿着补发的工资去苏州杭州“散心”；然后是港澳回乡探亲的侨胞，再后来有了民主党派和台湾的客人。
不过那时的旅游，改革开放才刚刚启幕，“防腐化、防特务”的观念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政治空气依然紧张，即使旅游中，人们也小心翼翼。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香港华侨拎着个四喇叭录音机在西湖边放邓丽君的情歌，周围的人自然地放慢了脚步。如果被人举报放“靡靡之音”，公安局会没收录音机，并带这个华侨去做笔录。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旅行团去杭州。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告导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这对30年没有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担心，“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所幸时代总在发展，旅游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
根据游客年龄、经济实力和旅游线路目的等细分的老年团、豪华团、会务团在90年代开始出现。千岛湖的旁边，开始出现度假村，400余元一天的湖景房，也有人开始消费。观光游不再是惟一产品，伴随着物质享受的休闲游开始热卖。而时至今日，异国风情，也早已进入寻常人家的游览册中。
但与此同时，导游却觉得游客越来越难带。对物质越来越挑剔，人情也变得淡薄。当然，导游也不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了。
□道书明（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