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相较于当下人代会、人大代表所产生的眼球效应，今天的人们似乎已很难想象三十多年前人大制度的凋敝———尽管在理论上贵为国家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但即使是作为一个形式符号，也难见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人大的荒芜也是民主的荒芜和法制的荒芜，这已被历史证明是制造国家动荡和民族悲剧的重要根源。正因此，防止“文革”专制主义灾难重演，成为三十年前重建人大制度的原始动因。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代议制民主堪称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发明，其形式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则是人民代表大会，两者虽有重大区别，但都是关涉国家权力、民主政治的最高机制，必须回答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权力分配的科学性和权力制衡的合理性等大命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三十年前人大制度的凤凰重生，以及1982年现行宪法的颁行，既是改革开放的时势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转向现代宪政和现代国家的转折点。
事实上，肇始于三十年前的人大制度重建，始终与国家前途同命运、共呼吸。1979年7月由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刑法等7部法律，是改革开放后“人心思法”的第一批成果。不难想象，倘若没有人大的崛起和持续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和民主法治建设史必然是另外一种写法。
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风云，人大制度这一民主政治理想并未仅仅停留于制度设计层面，亦已激荡成鲜活的民主实践，它呼应着以各种权利诉求为表征的公民民主意识的全面觉醒，渐渐内化成全民族的信仰。
经历了三十年的时光洗礼后，各级人代会已不再是歌功颂德的“温吞水”，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畏代表”、“直言代表”、“放炮代表”。而质询政府高官、否决法院报告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出现，亦表明人大正在逐渐摆脱“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历史囚笼。
人大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这是当今中国上至高层、下至黎民的社会共识。人大制度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路径，但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尽善尽美，如选举制度、预算监督的立法机制、违宪审查机制，和履行监督职能等方面都需要完善。
与三十年前百废待兴的时局相比，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深化、矛盾凸现的社会转型期，只有更加充分地激活人大这一民主制度，才能顺畅民意、约束公权，健全政治规则和社会规则，并避免“街头政治”的危险，这也是人大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当“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常识性的口号，完完全全地演变成公民的生活方式，中国将抵达理想境界的彼岸。
□计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