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完全中断了近30年之后，重新发展起来，并逐渐壮大和兴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标志意义的成就之一。
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贡献，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着渐进改革的烙印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也折射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
现在回顾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有很多细节是让人感慨的。举例来说，1981年5月，《人民日报》选择广东个体户陈志雄雇工5人承包鱼塘引起争议一事发表文章，并组织了三个月的专栏讨论。讨论中，多数意见倾向于认为，陈的雇工行为不算剥削，是“多劳多得”。而有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依据，雇工8人以上算剥削，必须禁止。于是在对待个体户雇工问题上，形成所谓“七上八下”的“非正式共识”。
类似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比比皆是，从今天普通人的常识来看，近乎可笑了。但这其实提醒我们，当年的经济改革，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的。雇了7个人还是8个人？这在当时就是陈志雄们的生死存亡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
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法律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管理的改变，推动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反过来，私营经济的壮大，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与格局。今天我们谈经济发展、产权物权乃至社会新阶层等等，都和私营经济有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许不应回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模式，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或者说，从这样的历程中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它的“性格”是什么？
上个世纪80年代，私营业主们普遍有“红帽子”情结，即为了保证自己经营安全，而寻求挂靠在国企或集体企业之下。但是一旦发生财产纠纷，“红帽子”本身就是风险。从根本上说，“红帽子”情结是一种体制病。
所谓渐进式改革，在私营经济的问题上，意味着先不碰产权，但是开放财富追求的空间。而政府内部改革与倒退的激烈斗争，直接决定空间的大小有无。私营经济的最大保障与最大风险都来自于政府。换言之，童年时期的私营经济并非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它必须学会怎样与复杂的政府行为打交道才能长大。
这样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有心理阴影和性格缺陷，并会影响其“成年”以后的风险判断和价值取向。已经开始拥有巨额财富的私营经济阶层也许更在意获取政治上的光环以求自我保护，但是在社会公平、加强法治、生活方式等重大的当代议题上，尚未能对全社会提供价值典范，也未能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诸方面对政府形成“反哺”。因此，私营经济能否发展成真正规范的私营经济并面向全球化的竞争，应是深化改革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郭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