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少年班这种教育模式成功或是失败，存在很大争议。赞成者会一一列举千名少年班毕业生中杰出者的名单，批评者则会把它视为“伤仲永”的现代版。但是，对于中科大这样的学校来说，随机抽选1000名毕业生，都可以列举出一群成功人士。而如果“仲永”不上少年班，会不会更好，谁也不敢说。
少年班当初为何成为瞩目的焦点，这本身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普遍存在两种焦虑，一种是“球籍焦虑”：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另一个是“时间焦虑”，女作家谌容在小说《减去十岁》里写道，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人民一律在档案中减去“1966-1976”这10年，全部年轻10岁，所有人都找到了失去的时间。情节虽是虚构的，却真切地展现了当时的集体心理。
“减去十岁”不太现实，但节省时间是有可能的，于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成为报端最常见的关键词。这还不够，老一代充分意识到失去的时间难以挽回，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这就像接力赛，第一棒耽误的时间要在第二棒追回。少年班恰可以缓解“时间焦虑”。
“球籍焦虑”和“时间焦虑”直接相关。“中国落后于西方多少多少年”的常见句式说明，“时差”正是“球籍焦虑”的主要原因。少年班，又缓解了“球籍焦虑”，因为他们从事的科学研究，正是与世界拉近距离的重要工具。
双重“焦虑”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如果中国搞了五六十年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谈到：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只需要两到三年。”当时，他指的主要是通过钢产量来缓解双重焦虑。这与通过少年班缓解双重焦虑，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何评价少年班、如何评价对于少年班的举国关注，这是两个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值得反思，前者是教育问题，后者则集中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心理症候。
□王晓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