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杰说，30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那时候，李燕杰比李连杰火。
外地偶有李连杰的仰慕者，不知偶像地址，信封上写着“北京李连杰收”就往首都寄。邮局的同志看到“李连杰”仨字：不认识！敢情是李燕杰吧？啪啪啪，转寄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前身)。
李燕杰当然是付诸一笑——1980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教育家、演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最新统计，他的社会头衔已经超过720个)……寄给他的信太多太多了。“最多的时候一天125封！”他回忆。
事实上，回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描述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用的是现在完成时。你需要不断地提问：这是什么时候？有时是1980年代，有时是1990年代初。
他穿白衬衣，戴黑框眼镜，对着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挥舞左臂，“不管母亲多贫穷困苦～～儿女们对她的爱～～绝不含糊！”
高举双臂，掌声响起，顿了顿，“我们只喊一声：祖国万岁！强烈的爱～～在那感情的深处啊！”
“那几千人群情激昂的，要是有个汉奸在那儿，得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忆到兴起，他说。
与时俱进的演讲主题
刚解放时，李燕杰曾在北大露天广场看过郭沫若的演讲，这给他的印象很深。“郭沫若先生一上台就说：‘今天我沐浴在金黄色的党的阳光下，沉浸在轻怡的海洋当中，我也变得年轻了许多。’立刻吸引了很多人。”
他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1977年1月25日。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市运输局请他做一个批判江青的报告，他创造性地从“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简爱》、《飘》、《基督山恩仇记》、《红字》这五本书”出发，进行了演讲，引发一时轰动，并由此——按他自己的话说——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头。
1980年3月25日，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的大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理论时，有点哲理；在授知识时，有点新意；在语言表达上，有点趣味。
李燕杰自己则说，自己的报告老受欢迎，不出大错，是因为抓住了这三条：坚持原则不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不搞自由化、宣传教育绝不简单化。
李善于把握时代特征。媒体报道，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譬如1976至1980年“粉碎旧的枷锁”；1990至1992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1992至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
最新思考的题目则是“大爱大智大美”，“这到哪儿都受欢迎，你说这谁会反对？……每天生活都得向高标准看齐，胡锦涛想什么我得注意，普京、布什想什么，我也得注意……”他研究了十七大报告，认为“大爱”在现阶段就是“以人为本”，而报告精神则可归纳为“根、变、度、效”四字。
2007年10月25日，李燕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场演讲，同时度过了自己的78岁生日。“三天前党的十七大闭幕，一天前嫦娥一号上天，”他笑着说，“开好十七大的同时，让嫦娥一号顺利上月球，两者互为作用，这说明他脑子里有宇宙全息论，也有大成智慧论……”
在德国讲贝多芬把他们讲哭了
他总结自己的优势，第一，学问是基础，第二，走的地方多，“每到一个城市，准写诗，准写哲理性散文”。
他拿出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生命在高处》，逐字念目录：“那题目，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伊尔库茨克之鹰》《从红河谷到感恩节》《伊甸园中的散步》《西雅图怀想》……”
李燕杰去过全球680个城市，“小小的美国，本人去了48个城，83所大学”。1980年代，一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多次鼓励他：“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李在1982年当上了“巡回大使”，连续三年出国作报告。当时的“中央慰问留学生代表团”，他是首席团员，“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圣诞节前出国，在国外过新年，一直讲到农历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国。”
“中央当然希望我们讲爱国主义，讲改革开放，但我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每到一地便会研究当地文化，找贴近性，“在德国我就讲贝多芬，一讲完外国人都哭了，他们说，那一瞬间，李燕杰就是贝多芬……”
1982年，慰问团到美国，美国人问他们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里没人敢回答，我说，我来回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都变成有产阶级！”他哈哈大笑。
李燕杰没有去过台湾。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他希望在台湾讲什么？“我不说你陈水扁。我说中国的历史上，南宋以后中国人给人起名字爱叫岳飞王飞刘飞孙飞，没人愿意起名叫秦桧是不是？我不说陈水扁，下面就知道我说什么呢，对不对？”
现在的李燕杰太少了
上海一位文化学者曾说，于丹就是21世纪的李燕杰。李燕杰听罢点头，“全国叫XX李燕杰的太多了，演讲不错的，马上就叫‘李燕杰’，还有人说呢，易中天走的路，就是李燕杰的路。”
他们的共同点？还是那句话：走出象牙塔，奔向十字街头。李燕杰觉得，现在的“李燕杰”，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社会上那么多人自杀，“要是有‘李燕杰’给他们做报告，他们至于吗？”
他忆起当年，杭州一女孩因失恋自杀。“都跳了西湖了，被人救起来。我说了三句话，她不死了。第一句，给她一个宏观的，成得大事业者往往不是幸福中的宠儿，而是遭受诸多困难的人，”他语速极快，极流利，“再给她一个中观的，失恋不能失智，有失必有所得，得到的往往比失去的多。最后给她一个微观的，男孩不爱你，你去告诉他，我还不爱你呢！”
“这算不算救苦救难啊？”他反问。
他给记者看他的另一本书，里面多是语录体的短句，他翻着：“任何事情啊，这里边都有一个哲理的思辨，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理想，关于命运，也就是说，你查什么，我这里都有。你研究与时俱进，我这里也有一大段。”
“一般中文系教授都不买”的《于丹<论语>心得》，他买来看，觉得很好，因为敢于联系实际，把孔夫子的话说活了；“一般教授都不看”的《读者》《青年文摘》，他看得很早，“刚一出现就注意了”，他承认受到这类杂志的启发，新近的《智慧》，“也和我思路一样”，“还有那一本，对对对！《格言》！也很好。”
李燕杰说“我也关爱于丹，也关爱方永刚”，眼里充满慈祥；他的口中偶尔会蹦出一些时下流行的词汇，比如“粉丝”，他也关心超女的命运，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一元化，是多元化，有些小女孩就是喜欢李宇春，喜欢周笔畅，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跟她们讲思想教育，她们能听得进吗？”
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
整整20年前，1988年1月13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作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曾在改革开放前沿蛇口与当地青年有过一场辩论，并引发了一场“蛇口风波”。
辩论的导火索是“淘金者”。曲啸将“淘金者”与“创业者”对立，认为淘金者“为了个人利益，特区不欢迎”，引发青年反感乃至当场反驳。其后，一封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被报送中央和有关单位，一位起草者说“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而蛇口方面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小报告”。事后有人投书《人民日报》评论这场“风波”：“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
那场辩论，李燕杰并非主角，他也否认对《始末》一文的发表知情，“就算我是所长，这必定是我的意图吗？”
他说，这件事过去太久了，你们了解到的都是盲人摸象。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贯认为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我要是保守派，能走到今天吗？”
我们是李向阳
改革开放30年，李燕杰是亲历者，他说，三十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他说自己不想上电视，也拒绝过凤凰卫视的邀请，“精力不够”，而上电视影响太大，“到时候(社会反响)波涛汹涌形成了以后，挡也挡不住。”
所以他“最近有一个转向，从演讲转向著书立说”。
现在，他所编所著的书，有50种。
40岁以下的人，知道他的不多。他说，这是事实。他自己分析，一是“时代大背景使然”，“你琢磨琢磨，现在人想的是什么？钱，当企业家。八十年代有‘下海’的么？”二是新闻媒体“成天忽悠”恋爱凶杀琼瑶金庸，“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琼瑶要是找我，我也跟她聊，但应该适当研究一下人的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是永恒的教育……”三是演说家都老了，后继乏人。
有人问他，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伪劣产品，为什么？他回答：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一帮伪劣人！继续问：为什么有伪劣人呢？他答：因为我们存在着伪劣教育！
在一次演讲中，他打开一幅写有“鸡”字的书法条幅，教育大家：“公鸡报晓不误时，搞市场经济，履行合同要守时。鸡会自己寻食，我们自己得去找市场。老母鸡下蛋孵小鸡，搞公司应像下蛋那样发展起来一大群，形成集团公司。养鸡投入少，产出多，做生意也应该如此。另外鸡就是鸡，实事求是，从不说自己是凤凰，办公司、做买卖，也要做到实事求是……”
“我一场报告下来，可能很多人就不干坏事了。”他说。
“打个比方，我们就是雨伞，下雨时才想起来，不下雨就扔犄角旮旯里了……关键是领导的思路和水平，当然，我也体谅他们，日理万机，容易顾此失彼。”
“我们啊，也是李向阳，不支持我们也照样干革命，但对事业不好……”(节选)